登极头一天下午，慈庆宫暖阁里，王承恩正忙着给送来的登极诏标注标点，叶响看着他专注的样子，神游太空，想起早上文华殿里，一帮老头正为年号的事情争的面红耳赤的事来。
内阁同礼科李若圭等提出的年号有：衡兴、安和、天启、乾顺等等。
年号为汉武帝始创，并形成制度，直到明朝之前，年号的使用全凭皇帝开心，或者遇到大的事件想换换国运。比如武则天就依次用过证圣、圣历、神功久视、神功、神龙，从明朝开始每个皇帝一生只用一个年号，而年号的取名也全凭官员头脑风暴，当然也要有良好的寓意。
皇帝除了年号之外，还有庙号、谥号和尊号。庙号就是在太庙立牌位奉祀的名号，出开国称祖，之后就称宗，如万历的庙号就是‘神宗’，又称神庙；谥号，是对帝王死后，臣子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或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如万历谥号便是‘显’，就有批评万历三大征，显摆之意；尊号，又叫‘徽（美好之意）号’，都是对尊者加上的号，以表示尊崇褒美的意思，还是以万历为例，他尊号便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叶响知道原来的朱由校会选择天启，因为据方从哲说，天启源自《左传·闵公元年》：“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表示从天启示之意。
关于天启年号，后来统计曾使用过四次，北魏元法僧(525-536)、南朝梁永嘉王萧庄（558-560）、南诏晟丰佑（840-859），另据《太和旧志》载“元至天戊戌1358-1359)，红巾徐寿辉、陈友谅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称天启”。
还有好玩的就是后人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明断自天启”来暗指明亡有预兆，这就有些玄乎了。抛开先入为主，天启这个年号确实寓意深刻，万历为帝48年，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轮到朱由校，也确有天意如此的宿命感。
制止住朝臣的争吵，叶响决定遵从原来朱由校的本意，从御座站起身，“诸位的意见都有道理，还是就定国号为天启吧，不管有没有出处，以前是不是有用过此年号，天启二字不仅寓意好、字体笔画少，而且朗朗上口。”
其实年号若用繁体应写为“天啓”，笔画也不少，只是叶响脑海中已经习惯了简体字，就好像万历，用繁体写为‘萬歷’，但叶响的印象中却一直觉得很简单，像商标。
年号定下之后，就是改元。新君即位之后用新的年号表示新的开始，通常以次年为元年，这里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泰昌帝的问题。朱常洛为帝仅一个月就驾崩，新的年号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呢，当下还是万历48年，如果明年就改元天启，那么泰昌就成了没有使用过年号的皇帝了。
针对以明年为天启原理的论调，浙江道御史张泼表示反对，“先帝八月登极，定明年为泰昌，今年为万历，为不忘神庙也。殿下明日登极，若以明年为天启，置先帝于何地？先帝即位虽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岂可使年号之不存。臣以为当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延后一年再为天启。”
广西道御史黄彦士有不同意见，“先帝登极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如今年号为万历，并未做过更改，今可追而改之，比如八月可改为泰昌，以九月之后为天启。”
同为浙江道御史的左光反对道，“泰昌之年号是因为先帝之崩而存，不是因为先帝生而改。今日是以天启议泰昌年号，是不是泰昌时议万历。先帝时今年的万历年号当然不用改，天启时议泰昌年号则应存。先帝在位虽仅匝月，亦君也。今一月之中，而万历48年之美厚其终，天启亿万年之祥开其始，承前启后也。微臣以为应以明年正月初一为天启，今年八月初一至年末未泰昌，万历之年号自七月而终。”
礼科给事中李如圭附出言附和，“臣以为左大人所言极是，这样以来，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又不碍殿下明年改元，两全其美。若使泰昌年号之不存，则是陷殿下于不孝也。”
“对对，左御史所言极是。”
左光斗和李如圭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虽然没有先例，但也是折中之法，这也使得今年余下的几个月将需要处理泰昌一月政治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
叶响不懂，也一直由着他们折腾，既然大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必要反对，反正他是习惯公元纪年的，对年号概念比较模糊。
“既然议定，那就七月之前为万历，七月至本年末为泰昌，明年正月初一为天启吧。另外，内阁和礼部应尽快议定皇考的庙号、谥号和尊号。”
……
“殿下，殿下，这登极诏按照您的意思已经标注好了，请您过目。”王承恩把用红色批注过的登极诏草稿双手奉上。
叶响被唤醒，尴尬一笑，接过，想到昨天内帑已经统计出内帑只有280多万银子，便吩咐道，“前几天本宫答应赏参与移宫之顾命大臣银子，你觉得该怎么赏？”
“这个，奴婢不好说。”
叶响本也没想要他决定，翻看最近的奏折后，他早已经有了主意，点点头说道，“恩，前阵子李可灼进红丸，皇考赏了50两，再往前，皇祖每次赏赐皇考也才2000两。那这样把，除首辅赏500两外，其余诸位顾命皆赏300两吧，今儿你就让人把银子送去。另外，把伴伴叫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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