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税赋起运至京后，粮食约820万石入海运仓、大部分盐税商税等银每年约380万两入太仓，归户部支配；少部分归工部、光禄寺等府库；其他替代粮食征收的绢布及金花银等皆入皇宫各库。
金花银，田赋中起运米麦中有15%是折银征收的，每年400万石粮食按每石折银两钱五分，总计100万两，分四次运抵内承运库归皇帝支配。支出上主要有发放武官俸禄约15万两，余下皆为皇帝用于赏赐、后宫开销等用途。
因为银子不是流通货币，金花银征收的是碎银，要重新煎销成锭再起运。煎销过程中难免就有损耗，所以在征收时还要加收三分的火耗，除此之外还要加收三分起运京师的水脚钱，合计就是每石粮食折银三钱一分。
相比每石米实际价格五钱到七钱之间的数额，金花银的折银率很低了，而且其他税目同样存在加耗。这主要为了保证每年的金花银能够足额征收，也是减轻庶民负担。若地方因各种原因不能足额征收金花银，无论过去几年，就是皇帝下旨减免田赋，金花银还是要补足的。
扣留、挪用金花银的行为也被命令禁止，比如去年（万历47年）户部主事鹿善继为发辽东军饷以“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挪用广东等地所进金花银11万两，户部尚书李汝华从之。万历得知后大怒，让其补足，鹿主事自认在理，不从，结果就是他不仅被夺俸一年、官降一级，还外调任用；李汝华也被夺俸2月，最后还是将之补足才了事。
在养心殿的叶响现在面前的御案上就摆着几块大小不一、成色各异的金花银，除此之外还有大明通行宝钞和十多种万历通宝。
叶响指着御案上的东西，问站在案前垂手而立的工部尚书王佐，“为什么这些都不一样？”
王佐是为中使冬衣之事而来，他承诺可以从工部挤出八万两左右的银子送进内帑。他看看那几块形如束腰的银子，恭敬的回复道，“陛下，这金花银是各省重铸，大小成色不一致也就不怪了；至于这些通宝，字迹清楚的大多出自工部所辖的两京宝源局，而模糊不堪的有的是户部下辖的地方宝泉局，有的为王府私铸。”
“宝钞呢？”
“宝钞乃户部宝钞提举司印制，在隆庆初年制钱不足，便以此为京官俸禄，但民间钞不行已百余年，致使百官怨声载道，隆庆四年后即铸钱代之。之后到神庙，提举司虽偶有印制，但宝钞也仅用于赏赐王府、新科进士而已。”
叶响听的出来，王佐的意思说宝钞已经沦为废纸，拿起薄薄的宝钞，见其正面有红色官印两方，上部为‘大明宝钞之印’，下部为‘宝钞提举司印’；背面上部有红印一方，为‘印造宝钞局印’，下部有一长方形墨色印记，外为花栏，花栏内横书‘壹贯’二字，‘壹贯’二字下方是十串铜钱。”
虽然以印章可以杜绝伪造也没有大额面值，想来是宝钞的发行像后世的法币一样，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了。
货币流通规律便是：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成反比。纸币作为货币符号，其本身没有价值，它的流通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为前提，还要遵循规律，缺一不可。
既然宝钞用强制手段也无法流通，那么眼下推行没有纸币也就没有可行性，民间流通还得继续用有价值的金属货币--金银铜。而黄金作为硬通货，到天朝时一直是稀缺资源，储备黄金是每个央行的基本职能之一，所以用以流通的只能是银和铜。
叶响自后世而来，认为这个乱糟糟的时代需要一步步的重构金融秩序，也拜读过《货币战争》，知道货币发行权必须牢牢把控在手中，布新须从除旧开始。
叶响看着桌上的铜钱，想着后世的各种纪念币、硬币，对眼下的造币技术实在不敢恭维，他摇摇头，对王佐说道，“既然都民间都不用宝钞，那就知会内阁，这个提举司就裁撤了吧。另外，除京师宝源局外，南京宝源局和各地宝泉局也一并裁撤，熟练工匠可借调至京师，朕会安排的。民间俱不得私铸制钱，有司需时刻警惕。恩……万历通宝存量能满足需要吗？”
“回陛下，神庙在位四十八年，每年皆有加铸，制钱存量巨大，应付各种交易是没有问题的。”王佐建议道，“不过，神庙时从福建巡按庞尚鹏所奏《钱法十四事》，改‘历代钱与制钱通行’为‘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如今陛下业已登极，也应该铸天启钱以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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