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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针对西康国的经营，是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规划。
此境并不同于内陆诸州，山川阻隔、道途险远，无论地域还是民情都要更加偏向于吐蕃，大唐朝廷想要在这里获得较之吐蕃还要更强的影响力与掌控力，势必不能遵循内陆诸州那样的行政手段。
早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就已经进入了藏土，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影响力都非常的薄弱，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传播，远不及发源于后藏地区的本土宗教苯教。
当吐蕃赞普注意到这一宗教对于统治的强化作用并有意识的进行推广时，已经到了吐蕃的中期，而其推广的过程也伴随着一系列血腥的政治斗争。
相对于吐蕃这种刚刚完成形式统一的政权，中原王朝对佛教的洗脑作用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此前的五胡乱华与南北朝时期，无论华夷君主都大力推广佛法的传播，将之作为统合人心、约束民力的不二法门。
但中原王朝自有国情深在，且本身就拥有着源远流长的统治哲学，佛教或可作为一种增补，很难成为唯一的主流。包括以女子临朝的武则天，虽然上位过程中对佛教的影响力大作引用，但其统治的根本仍是儒皮法骨，三教兼行。
朝廷在西康所宣扬推广的佛法自是私货泛滥、被更改的面目全非，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意图，但并不像原本历史上那么强调将赞普个人进行神话、从而推动集权统治。
这被阉割的佛教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便风靡西康，除了教义理念上积极迎合底层穷苦牧民们的心理诉求之外，也在于西康本土权贵们的支持。
西康之地属于孙波故土，发源于后藏地区的苯教在这里影响力本就偏弱。而随着孙波地区被吐蕃所兼并，吐蕃各种集权的政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本孙波权贵们对于领民的控制力，让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技术以维持自身的利益。
西康佛法宣扬人种有贵贱的分别，这天然就迎合了上层豪酋权贵们的口味，今世修行、来生福报的理念又使底层民众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所以当这佛法传播入境后，西康当地的权豪、诸如娘氏、韦氏等都率先皈依，摇身一变从原本的部落酋首转变为护教的法王。
西康大佛塔这种宗教场所的修筑，这些当地权豪们也都出了不小的力气。基本上是大唐提供技术与形式上的指导，当地豪强负责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建造。
大佛塔建成后，大大小小的佛事典礼频繁举行，这更在极短时间内便营造起一个佛法昌盛的假象。这些佛事典礼除了大肆宣扬佛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聚敛财货。
西康国原本乃是吐蕃的孙波茹，同样也进行了桂户、庸户的改革，这一部分造籍设户的民众们便不再属于权贵们的私人奴役财产，而是获得了王民的身份。虽然掌管地方的豪强们仍然不失盘剥之力，可一旦盘剥过甚，不只国中要加以问责，这些民众们往往也会逃亡到王统区。
可是随着这些民户皈依佛教，通过各种佛事典礼便可以让他们主动纳捐礼佛，这远比以往还要派遣奴仆部曲前往牧区农庄勒索要有效率得多。
当然民众们也不是傻子，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将自家财货拱手送给佛爷，所以也就需要特殊的氛围营造。有关这一点，张说等人在西康城停留休整的时候，倒也有幸亲眼见识到一次。
典礼开始时，四方群众向城池中央的大佛塔云集而来，行走在最前方的，便是各路护教的尊者。
这些尊者们无一不是西康当地豪强大族的族人们，服装配饰夸张绚丽，仿佛真从壁画中行走出来的神佛人物，前后拥从者也都各作奇异夸张的装扮，威风凛凛的招摇过市。
对于见惯了朝廷庄重典礼的使团众人而言，见到这些不伦不类的仪式场面自然觉得有些可笑。但西康当地民众们却就吃这一套，随着那些尊者仪驾们行过，纷纷匍匐在地高声呼喊欢迎，有的甚至激动到泪流满面。
诸尊者抵达佛塔后，坐堂大法师也在各种经幢法器的簇拥下缓缓升帐端坐，使团众人远远望去，赫然发现那大法师面貌依稀有些类似，并有人忍不住惊呼道：“那不是东都魏国寺住持法明？怎么来到了西康蕃土？”
听到这话，众人再仔细观察，继而便发现除了在武周朝跟随薛怀义编撰《大云经义疏》的法明和尚之外，佛塔周围还有许多和尚也都是熟面孔，诸如长安草堂寺、东都魏国寺、白马寺等名刹高僧，许多都出现在这里。
“佛事穷弄，与民生政治无益。这些法师们能传法远邦、教化外民，也算是不负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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