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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前进总需要一位高瞻远瞩的舵手，恰好拿破仑充当了这个角色。在他跟康罗贝尔元帅秘密交谈之后，战略欺诈总局也正式的确立。这个确立是秘密的，没有任何的报道和声张，拿破仑为康罗贝尔元帅提供足够的情报分析人员还有法国高层智囊。
而战略欺诈局的第一步，就是光明正大的支持和利用德国境内的国际教权主义者，挑拨俾斯麦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矛盾，通过文化斗争，开始支持德国罗马天主教徒。
此时，法国国内正在文化斗争之中，去年十二月普鲁士天主教候选人组成了自己的中央党，而他们是支持梵蒂冈的。而两个月前的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一跃成为第二大党，其还得到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中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威尔夫党人的支持。中央党成为反对俾斯麦的最大反对党。
法国的情报部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秘密的向中央党提供资金，并且为他们反对俾斯麦造势。利用文化斗争的问题，反对俾斯麦的统治。
然后是法国自身的表现，在拿破仑政府的领导下一直采取“履行条约”的政策，但它也模范德国的模式，推行普遍兵役制，并改组了军队，投入大量的资金改良火炮和轻武器。
面对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俾斯麦感到不安和惊慌。
法德签订的巴黎条约既是没有限制法国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控制未来的发展。他的对手仍然是个大国。法兰克福条约既没有限制它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控制它的的外交政策。如果法国想要复仇的话，道路将是畅通无阻的，如果巴黎下定了不死不休的决心，即便是英国德国和俄国重新组建反法同盟，也阻拦不了拿破仑手中长剑摧毁整个欧洲秩序的决心。
在俾斯麦的心中，对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恐惧深刻的烙印在普鲁士人的心理，变成了世仇的阴影。
但俾斯麦没有意识到，法国人暂时走不了复仇的道路。色当战役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这种变化对法国不利短期内不会表现出来。德国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在不断增长，而法国则几乎停滞不前。此时的巴黎只能做中兴之策，而不是占着一系列的优势贸然发起进攻。
拿破仑是远见卓识的雄主，尤其是以穿越者的身份打量欧洲局势时，总能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最关键的点。
整个欧洲只有拿破仑预见性的知晓，1875年的危机事实上也是个骗局。俾斯麦未必真正想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他只是打算借此威胁法国人，使放弃重整军备，甚至是复仇的想法。然而俾斯麦强调的战争迫在眉睫，反而让欧洲大陆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安然无恙的保持在“刀尖上的和平”。
法国情报部门的怂恿下，文化斗争愈演愈烈，中央党甚至在帝国议会中公开的抨击俾斯麦穷兵黩武的做法，并且强调战争结束了，德国应该开始削减军费。
面对他们展开的攻击，俾斯麦甚至没有在会议上为自己辩驳，只是对这群天主教徒报以冷漠的嘲讽。
他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
帝国议会的抨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为此德国陆军大臣罗恩还特地找了一趟俾斯麦，向他表述自己心中的忧虑。
“您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功臣，而这些连战场都没有上过的政客们却在会议上大肆的偏激你是一个穷兵黩武宰相，我认为您应该向威廉国王反映这些事情，好让其他人闭上嘴巴。”
到中央党时，罗恩明显的表现出厌恶。普鲁士原本是建立在军国主义上的帝国，只有军队才拥有一个国家的发言权，而现在这群人居然公开的展开对一位支持容克贵族的宰相抨击，中央党的做法挑动了容克军事贵族们的底线。
“我知道。”
俾斯麦宰相平淡地回应道，“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下台，无非就是受到了境外某些人的指使。这些今天主教徒还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从法国人手中拿了多少好处吗？”
俾斯麦一向易于察觉针对他的阴谋，他已看出了国际教权主义者对他伸出的黑手。同时，他认为时机暂未成熟，还轮不到策划了所谓“战争迫在眉睫”的危机。
“但是俾斯麦宰相，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我害怕会在德国境内掀起反对您的浪潮。卑鄙的小人为了把你挤下台。会不顾一切地使出任何手段，现在他们都敢在帝国议会上抨击你的做法，下一步可能就是逼迫你辞职下台。”
俾斯麦转过身对罗恩道，“这不是很好吗？起码这些人迫不及待地表现出自己丑陋的嘴脸，好让我知道在帝国会议中隐藏了多少敌人。现在通知威廉陛下没有必要，毕竟中央党所作所为并不出格，我不话是为了让这些该死的天主教徒做出更加得寸进尺的行为。”
走在俾斯麦宰相身后的罗恩停下了脚步，他有些微微愣神的看着帝国宰相。迟疑的问道，“难道这一切都在俾斯麦宰相的计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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