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君主的决定，很多时候其实无所谓对错。比如太宗皇帝当年执意把京城从太祖建立大明时的都城南京迁到北京来，强令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迁入北京，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这么个折腾法，很多朝臣都是反对的。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把反对者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
永乐十九年初夏，刚刚迁都没几个月，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雷击，尽皆焚毁。朝野议论纷纷。这算是老天爷都给这次劳师动众的大事件投了反对票了，似乎确定无疑迁都是个错误的决策。朝臣又纷纷上书要求迁回去。
可是太宗皇帝继续坚持己见，连老天爷的面子也不给。真是做到了王安石说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现在看看，迁都北京也很好嘛！如果太宗不坚持己见，从善如流地再搬回去，那才是真折腾，才是劳民伤财哪！决策对错并不是最重要的，坚持的久了，错的也会变成对的。
所以当皇帝的，一旦下了决断，就要坚持不变，武断不可怕，错了也不可怕，经常整出自相矛盾的政策才可怕，国家政策怎么能时常变动？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意思。
不止当皇帝，其他小领导也要如此。比如两军对垒，统帅是命令坚守、冲锋、还是突围都可以视情况而定，最怕刚命令冲锋，士兵都冲出去了又改成后撤，非败不可。土木之变不就是这样嘛！正统皇帝本来是能乾纲独断的，大臣劝谏不要御驾亲征他就不听，一意孤行的就出征了。可架不住他的智囊王振先生主意多，变得快。也先后撤，他就指挥追击；也先杀回来，他就急忙命令后撤；逃命都不能好好跑，先是想回自己老家蔚县显摆显摆，快到蔚县了，又怕大军过境损坏家乡庄稼，又急令军队转道宣府，行军线路屡次变换，好容易逃到了怀来，又下令别走了，等着后面的辎重，终于等到也先撵上来。正统皇帝若不是由着王振乱改决定，何至于在土木堡被俘，到蒙古草原旅游观光一年，现在在南宫里当太上皇呢。
错的也要坚持，越改越错，坚持了就是对的。就像景泰帝要处死金英，成敬等人劝谏，景泰帝从善如流，结果就只是赶出宫去了事。这样一是损害景泰帝的威信——当然景泰帝经常改变决定，威信其实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也就无所谓损害。但他真的算是一个好皇帝，只不过太过从善如流让臣下都有些瞧不起了。
二是对这样谋害太子的重罪处罚如此之轻，不能对敌人造成威慑。对一个太监尚且容得，那若是幕后黑手地位崇高，难道就直接不予追究了？这就将太子放在了危险处境当中。成敬到现在还为当时劝谏后悔，疑心若赐金英自尽甚至显戮，或许之后就不会再有谋害太子的事情发生了。
成敬发现朱见济身上具备景泰帝身上没有的这种气度，当然不会再去劝谏了。每年多发个千多两的压岁钱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就算是东宫财务因此紧张，不是还有自己这内官监太监嘛！
内官监是是内宫十二监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仅次于司礼监。在宣宗开内书房教宦官读书识字然后让司礼监掌握批红权之前，内官监是内廷最重要的部门——没有之一。内官监负责管理宫人，还负责土木建设等，相当于内廷的吏部加工部，要挪借个几千几万两给太子自然是太容易了。
商量定了红包的数额，兴旺便去准备，朱见济反正闲着无事，便自告奋勇地帮他。二百多个红包，都是染了红色的桑皮纸封。朱见济原以为都是成锭的银元宝，只要装进红包里就行了，结果到了银库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银子银子大都是五十两甚或一百两一锭的大块，都在一口箱子里放着，桌子上也有些小块的散碎银子，有些才手指大小，大的也不过枣子那么大。
朱见济一眼便看到桌子上的木盒里有一杆精巧的小秤，象牙做的秤杆，黄铜的小圆秤盘，扁圆如硬币镶金嵌银的小秤砣也是黄铜做的。朱见济拿起来仔细把玩，小秤很轻，连秤盘秤砣都算上也没有半两重，在手里轻若无物。象牙秤杆上面的刻度标记是用铜丝截断后镶嵌而成，一个个铜丝做的小圆点就像星图上画的星星。秤砣还不及一个一元的硬币大。
兴旺给朱见济介绍道：“小爷您看，这便是专门称银子的戥子，这上面的一颗小星是二分，第四颗小星之后就是这朵三颗星组成的星花，这是一钱；五钱是一朵五颗星组成的星花，十钱便是一个十颗星组成的大星花作为一两标记，这杆戥子最多能称一斤，也就是十六两。”
朱见济随手拿起一块手指肚大小的银子放进铜托盘里，右手提着提绳，左手扶着秤杆移动小秤砣，待戥子水平了，便用手摁住秤杆上的刻度，慢慢数起来。五星的星花后又数了三个三星，三个一星，一边嘴里念叨着“五钱，六钱……这是八钱，嗯，加上三个二分，共是八钱六分，就这么一小块就接近一两了啊！不过要把这些大银子都弄成小块，还得称好分好，哎呀，想想就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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