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与其相反，生命与物质方面忍受巨大损失，精神方面遭受极大挫败的广大华人则进一步沦于被支配地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其他非马来族群一道几乎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当然一定的形式还保留着，真正的发言权却十分有限）。此后，马来西亚虽然还保留着原有的族群政治格局（即族群党还存在），但是，族群协商（所谓的“协和式”民主政治）已基本不复存在，所有重大决策以马来人政党——巫统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背景下，对族群政治协商感到非常失望的华裔族群，被迫尝试民间参政及反对政治渠道，并通过反对巫统一党独裁和实现民主政治来维护本族群利益，从而一度推动马来西亚两党制（国阵与替阵两个政党集团）的发展。然而，这并未影响巫统控制的国家政权利用对其有利的政治形势，进一步采取所谓的“扶弱政策”(affir)，制定并实施了全面提升马来族群经济地位的新经济政策，再辅之以旨在同化非马来族群的国家文化等政策，马来人在大马国家中的支配地位终于全面形成了，即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人从此不仅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还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支配了国家的思想文化，华人等非马来族群的地位则每况愈下，由此而导致的马来西亚的“种族极化”也日益加深。因此，新经济政策及其高度体现的土著至上主义，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及所带来的马来西亚族群制衡格局的变化，是带有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当然，从马来西亚的未来发展角度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似应被视为某种过渡，即这是去殖民地化、马来西亚本地化的一个过渡。亦有论者谓这是马来人的“第二次独立”，所说亦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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