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庭似刀民似肉，百余年后的郑芝龙贵为海上龙王，也不得不低头侍清。
如果不是天下大乱，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从属，就算是强如郑芝龙一般的枭雄，也只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郑芝龙的死，固然跟满清政府改变了东南的游戏规则有关，但最根本的心理原因，还是如同五峰船主王直一样：锦衣夜行，不如还乡显贵。
这是汉人骨子里的叶落归根情结，也是农耕文明固有的土地粘着特性。
朱寿虽然不懂这些，但深入骨子里的汉文化，还是让他下意识地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那就是以朝庭的名义，引诱海商们重新投入大明的政治体系中。
为了容纳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和人员，把他们洗白成大明的良民，朱寿煞费苦心地开放了二十个港口，其中十八个民用，两个军用。
这是他从大航海时代这款游戏中学到的：港口越多，创收就越多，战舰也就修得越多。
不得不说，不学无术的宅男皇帝，这招还真是歪打正着。
因为接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朱寿意料之外：他的这个举动，居然没有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击！
要知道，从永乐年间起，大明朝的市舶司总共才三处：福建来远、浙江安远和广东怀远，并且主要是负责诸番贡使，对于民间商业来往，一律是装作没有看到。
比如正德初年，市舶太监熊宣力图参与满剌加等各国商船的抽分，并奏请兼理。但礼部认为市舶司的职责是只管进贡方物，不应越权，从而否决了他的请求。
到了正德四年的时候，暹罗国船遇风飘至广东，熊宣再次奏请征其税，结果朝庭说他胆大妄为，直接调回南京，派内官监太监毕真接任。
究其根源，在于商税的口子一开，广大走私犯们便会损失不少收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见的。
那么朱寿的这个举措，为什么没有遭到走私集团的强烈抵制呢？
在上文我们就说过，大明朝的全民走私风范，是举世罕见的，万里走私只为财。
捞够了银子的走私犯们，最后都是想把银子漂白的，换成土地、商号，在各个城市过起农妇山泉有点田的幸福小日子。
而漂白的成本有多高呢？
后世的郑芝龙有过形象的比喻：老子赚十两银子，有五两是官员们的，三两是各地朋友的，一两是手下兄弟的，最后进自个儿口袋的，只有一两。
他这句话还有个意思：朝庭？鬼大爷才给银子。要知道，官员是官员，朝庭是朝庭，给了官员们，就不用再给朝庭了。
高达五成的漂白成本，是走私行业的潜规则，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如果朱寿只开几个港口，不能容下这笔黑金，那么遭遇的抵制，将会令皇帝焦头烂额，甚至是朝野大乱。
但一下子开了二十个港口，不仅大大小小的走私集团全部惊得目瞪口呆，所有的文官集团，也集体消声了。
为什么？
因为黑金的漂白程序，从官员们手里，直接上升到皇帝手里了，而且成本还大大降低。
二十个港口，别说现有的所有走私集团，就是再增加一倍的资金和人员，也消化不了这些港口后面的人口基数。
既然大伙儿都有钱可赚，又何苦跟皇帝过不去呢？
再说低成本谁不想要？失去了走私集团的支持，那些集团外的文武百官，怎么可能跟皇帝对抗？况且没了黑金来源，也犯不着为走私集团卖命啊。
“不与民争利，便是良法。”
在听到二十口通商的消息之后，内阁首辅李东阳正在写字，闻言大惊失色，手中笔落于宣纸之上，呆立半晌，方才长叹一声，说出上面那句话来。
这招釜底抽薪，可谓是妙绝。
“朕不仅要开二十口，还要开四十口，一百口！”宅男皇帝一时高兴，便满嘴跑开了火车，“到时，大明将有数不清的商船、战舰，龙旗将插遍世界所有港口。”
对于皇帝的胡言乱语，随侍的太监大佬们早就习惯了，纷纷当作没有听见。
因此朱寿那厚达半尺许的《皇家东海公司章程》一出，各地大小走私集团蜂涌而至，从原来的坚决抵制，逐渐转化为坚决的支持。
几日间，大明各地的驿站可谓是热闹非凡，三百里、六百里加急一个接一个，大伙儿公器私用，上下通联，交流思想，搞得不亦乐乎。
从最初的消息公布，到三巡抚下狱，再到《皇家东海公司章程》的横空出世，大明朝的政治风向，可谓是一日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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