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口大捷后，戚继光豪情万丈，认为北出长城的计划大有可为，于是再次向朝廷提出领兵八万远征土蛮部，彻底扫清明朝北疆的最后威胁。
此时张居正的改革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虽然他已经贵为首辅，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但他清楚的知道要想顺利推进自己的新政，这还远远不够。
改革必会改变祖宗成法，就会触动众多既得利益者，进而在朝堂上形成实力庞大的反对派，对改革形成掣肘，甚至反攻倒算。例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由于反对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折。所以他并没有急于强硬地推行改革，而是制定了高明可行的改革方案，让自己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考成法，他首先用祖宗的成法为其做“包装”，借朱元璋御批的《大明会典》为之“正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和舆论优势，反对派即使看穿也奈何不得。利用考成法，他罢免了很多反对派和庸吏、污吏，任用了一大批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官员，到万历三年左右，已经完全掌控了朝政，为后面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下一步张居正要开始全力推行经济改革，所以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边疆安定，好集中全部精力放手实施新政，“西和东守”正是张居正亲自确定的北疆国防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戚继光的请求自然不会被采纳。但张居正怕戚继光受到打击，专门写信给他，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倚重和信任，告诉他守住蓟镇就是最大的功劳，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支持。
为了弥补戚继光所受的委屈，让他在蓟镇干的更舒心，对于那些经常为难戚继光的文官武将，张居正开始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并相继任命与戚继光交情深厚的官员，或统领兵部或督抚蓟州，还多次亲自嘱托他们暗中关照戚继光。这让戚继光在蓟镇的威势一时无两，麾下从总兵到偏将都归他任用调遣，文官小吏也唯他马首是瞻，军权之盛已非其他将帅所能比拟，在整个明朝也算是独树一帜了。
面对如此的赏识和重用，戚继光虽然无缘实现自己远征鞑靼的梦想，但对张居正的感激却与日俱增。恰于此时戚继美到蓟州轮戍期满，要回京城述职，他便委托弟弟给张居正送上了一份厚礼，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张居正收到戚继光的礼物后，心里踌躇不已，并不是他不爱财，事实上他在经济上并不干净，门人弟子、同仁下属给他送礼者不知凡几，对这些人的争相攀附，他大都纳而受之。但他与戚继光的关系与这些人有所不同，两人识于微末之间，因互相欣赏、志趣相投而成为好友，现在戚继光又是他坚定的政治盟友，二人可谓志同道合的知心之交。所谓相交易得，知已难求，他虽贵为首辅，但像戚继光这样的知交少之又少，他并不想让二人的关系变了味道，但如果不收，又怕戚继光心中不安。他思虑再三，只从中选取了一颗珍珠，其余礼物都让戚继美带回，并写信给戚继光“君之厚意，本当受之，但边疆苦寒，望元敬用之善待自己，优待部下，则得其所哉”。
戚继光收到信后，心中既羞愧又感动，便将张居正退回的礼物都用在了蓟镇将士的身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张居正全力推行新政，无论是朝堂还是边疆都颇为平静。直到万历五年（1577年）秋，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意义重大的事情，这就是张居正被“夺情”事件。
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在湖广江陵因病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丁忧守制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否则，即是“忘亲”或“夺情”。但当时改革正在关键时刻，张居正生怕一旦离去，新政会半途而废，因此不想回江陵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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