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宗室管理制度改革，虽说后面隐藏着的是不良意图，基本的调子还是给了宗室许多好处。
离京师比较近的一些藩王的回应很快到达京师，山西、河南和山东三地的晋王、福王、周王和齐王等藩王分别上疏支持朝廷的改革，对改革内容也有很多的赞颂。
福王之外的几个藩王，和神宗这一系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稀薄，换别的朝代他们早没了亲王这等尊贵的爵位，关系隔得远了，当然也不敢对朝堂上的事多说什么。
万历皇帝一直都希望福王等上大位，东林党们却抵制了万历的这一想法，硬是将泰昌推上了帝位，这也是东林和阉党两党党争的重要起因。鉴于这个缘由，福王这一系地位也有些尴尬，就算是要降等袭爵他最多也就上疏哭诉一番，多的话他不敢说。
由于朱伟迪已经惩罚了敢提出降等袭爵等激进改革措施的文官，这些藩王也没有什么上疏表示忧虑的理由。
只是和他们关系很远的宗室，亲王们也不会有多在乎，他们的上疏完全是一边倒的赞同，那些郡王在这事上压根就不敢多说话，只有零星的几个郡王向朝廷表达了点不满，那些郡王也没敢冲着朱伟迪发火。
这倒是让朱伟迪吃了一惊，本来他以为这些藩王会来向他哭诉那几个文官破坏祖制的“恶行”，不想他们连声都不敢吱一下。
朱伟迪此时才明白是自己想岔了，靖难之后大明对藩王的管理就变得非常严苛，相关的规定很多——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
而正德年间的安化王和宁王造反之后，藩王们更是被彻底削去了兵权，此时的大明藩王们已经没有多少在政治大事上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实力。
此时朱伟迪已经发现，只要不做得罪其他利益集团的事，这些藩王在大明就完全是孤立无援，想要让这群猪们出点油水，也许并不是太难的事。
此时，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这个试探动作太小了点。
我果然还是太嫩了点么？
放下，藩王们的上疏，朱伟迪揉了揉脑袋，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这些亲王和郡王的田地和产业规模非常庞大，完全可以说是肥的流油，在缺钱赈灾的情况下让朱伟迪实在是眼红不已。
不过仔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先前的想法太过天真。
要收藩王的税，说起来容易，但是要真正去把这事落实，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些大手大脚惯了的藩王一定会将税务转移到农民身上，地方官也没有处理藩王的权力，闹出乱子的可能也很大。
如果让地方官也有权去处理地位尊贵藩王，这些藩王恐怕也有会直接造反的。
而降等袭爵这种规定，是要这些藩王的老命，肯定会有人造反。此时大明有大把的流民，这些藩王只要拿出家产振臂一呼，也未必拉不起些乌合之众，那些不满朱伟迪这个“昏君”的东林党人也未必没有想动歪心思的。
虽说朱伟迪认为这些猪们掀不起什么大浪，不过天下的藩王如此多，也可能会闹出相当规模的乱子。他想要做出决断，却总有许多顾忌，思索良久后，他还是决定等把后金和蒙古解决了，把军权抓牢，那时再来处理这些肥猪。
这些时日，他的脑子里也不时冒出这么一个疯狂的念头——等把鞑子灭了之后，干脆把台上这些贪腐的文官、武将和猪一样的藩王一锅端，全部诛杀，直接来个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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