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页四三六)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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