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选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见，l）、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一九四四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见，，.）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党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党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页二一四）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Pr：，—，—，—）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或称“军事观察团”（’），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八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需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选”（《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一）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使用”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责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七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无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熏L，—）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页三四）赫于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页一一至一四），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四七）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选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二十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选毛遂于二十二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二十四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页四至八）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五五）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于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页二六五六）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选”（前引书，页二六八八）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九一）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原《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二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三二五一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页四二八），《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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