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党(见，，），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见，，，）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共产党，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惟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等各种建议。(参阅，，(），—，—，—，）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党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一九四七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国务卿函，载，l，—）他于六月四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引自＆，，）马歇尔惧怕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于六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rble’)(见，：，.）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熟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七一）所谓“有所改变”，乃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美国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中国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美国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中国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中国，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二三）
所以他派出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白宫于七月十一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美国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交关，他的真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八月二十四日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政权的“精神破产”(）。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三、一九五）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美国将军来到中国任意“调查”，已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但蒋竟表欢迎，且愿把权力交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中国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棒喝之效(参阅＆.，，，），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腰干更挺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毛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国得利害。胡适之指苏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觉美国是蒋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的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党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九）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前引书，页一九四）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惟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驭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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