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默雷就跑到院长办公室，冲着秦怀远兴师问罪：“你昨天晚上什么意思？不让我说话也就算了，还一个劲地灌我。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回家十一身酒气，就为这事，我媳妇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秦怀远瞅了陈默雷一眼：“还说呢，就你那个脾气性子，我是怕你喝多了，说出反革命的话来。要是再让外人听到了，咱们执行局可真就成了流氓窝子了。”
陈默雷很不以为然：“瞧你说的，有那么严重吗？我就算再流氓，也不至于被打成反革命吧。”
秦怀远右手向下压了压，示意陈默雷坐下：“行了，不跟你斗嘴了，说正事。”他顿了一下，说：“你昨晚说的那个办法固然是好，在法律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法律的真空里，你那个办法在现实中是有障碍的，没那么容易实施。”
“障碍！？”陈默雷很是不解，问：“那你倒是说说，到底有什么障碍？”
秦怀远不紧不慢地踱着步，说：“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的情况应该比我熟悉。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村两委用的都是同一个座机号，你给村民委员会设置了失信彩铃，就会连累到村党支部委员会，这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障碍？”
“这算什么障碍？这只不过是个技术问题，把彩铃改动一下，不就行了。你看，咱们可以这么改。”陈默雷模仿着失信彩铃的声音，说：“您所拨打是该村的村两委电话，该村委会已经被东州市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请您督促其尽快履行法律义务。这不就行了吗？”
秦怀远琢磨了一下，说：“那好，技术上的障碍姑且算是解决了，接下来咱们再说关系上的障碍。”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先问你个问题，在咱们法院，村委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子一共有多少件，这些村都分布在哪些乡镇街道。”
这些情况陈默雷记的很清楚，他说：“案件总数有49件，不过，实际上涉及到的村委会只有13个，因为这些案子主要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也就是几个村民都状告本村的村委会、要求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的案件。这13个村庄，有8个是城中村和城边村，位于城关街道，另外5个位于工业园区。”
秦怀远点了点头：“看来，案件情况你还掌握比较清楚，那，你知道城关街道办事处和工业园管委会在东州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吗？”
陈默雷似乎有点明白了，不再反驳，而是继续听下去。
只听秦怀远继续说：“城关街道和工业园是东州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镇街板块，这两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在东州的地位排名都是很靠前的。按照东州的惯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两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将来都是要进入县级干部行列的，或者是进入市委常委，或者是进入市政府党组。你再想想，咱们如果绕过城关街道办和园区管委会，直接给他们下辖的村委会设置失信彩铃，这么做合适吗？你就不怕有人认为，是城关街道办和园区管委会没有管理教育好他们辖区的村干部？或者是，咱们东州法院一点都不顾及他们党委政府的形象和面子？还有，这些村的经济发展都比较好，在镇街的经济总量中也占很大的比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村委会跟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比较微妙，甚至有比较重的话语权。所以说，这件事咱们还是要慎重考虑，毕竟，咱们的工作还需要地方的支持和帮助，要尽量地避免造成尴尬的局面，特别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说到这里，他不禁叹了一声：“还是那句话，咱们不是生活在法律的真空里，执法办案免不了要遇到一些外部因素。作为领导干部，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考虑和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一项能力。所以，有句话我还是想跟你再重复一遍，不要整天只盯着你那一亩三分地，工作还是要放眼全局、放眼将来。”
陈默雷默默地点头，他不得不承认，他提出的办法的确有些欠考虑。实际上，法律科班出身的人往往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遇事总是习惯性地先从法律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容易忽略其他视角，可是，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个人情社会，而且司法权不仅不能脱离地方，还要服务于地方发展。或者说，司法工作不是单纯的办案那么简单，有时候也考综合考量外部因素。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陈默雷不禁皱起了眉头：“中院执行局的吕副局长跟我透露过，中院下一步要对涉机关事业单位和村（居）委会的执行案件进行挂牌督战，要求限期执结。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在整个渤海法院系统，涉村委会的执行案件加起来总共不到200件，咱们一家就占了1/4，是受理这类案数量最多的法院。这个问题要是不提前解决，到时候咱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没想到中院的动作这么快。”秦怀远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让执行三庭尽快起草一份涉村委会执行案件的情况报告，咱们上报市委和政法委，看看能不能请他们出面处理。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汇报。”
陈默雷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安排。”说完，便走了。
上官云接到陈默雷布置的任务，不敢怠慢，当天下午就把报告写出来了。
次日上午，秦怀远和陈默雷一同来到市委综合大楼。因为市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还没有开完，两人只好在市高官对面的接待室里等候。
等了半个多小时，民主生活会总算是结束了，两人这才见到市高官季安邦和政法高官叶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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