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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重重曲折，廖文昌拒执案的庭审终于结束了法庭调查，来到法庭辩论环节。
林刚是渤海市十佳公诉人之一，法庭辩论向来是他的强项。按照公诉人之间的分工，法庭调查阶段以霍秉心为主，法庭辩论则以林刚为主。
法庭辩论围绕两个焦点进行：一是被告人廖文昌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二是如果构成此罪，应该如何量刑。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公诉人的意见很明确，廖文昌的行为完全符合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照拒不执行判决罪处以刑罚。
轮到廖文昌发表辩论意见时，他什么都没说，而是向罗小川的方向看了一眼。本来，他还指望罗小川能给他点暗示，但罗小川也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便把目光移开了。
见廖文昌不说话，秦怀远大声问他：“被告人廖文昌，请你明确地回答，对于公诉人控制你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这一点你有没有异议，或者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罗小川没给他任何暗示，廖文昌决定按照原先商定的方案来自我辩护。他仍旧低着头，说：“我有异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是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而是还有其他债务没还完。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被告人廖文昌！”林刚敲了敲桌子，大声说：“我提醒你，你在法庭上不仅负有如实陈述的责任，也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无论你是作虚假陈述，还是提供虚假证据，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请你如实陈述，你所说的其他债务是指什么债务，有没有证据证明？”
廖文昌还是嘴硬，他瞄了林刚一眼，说：“你们不是检察官么，案子不是你们调查的么，有本事别问我呀，你们自己去调查好了。”
“被告人，请你端正态度……”林刚刚想教育一下廖文昌，罗小川便插话进来，请求先让他跟廖文昌说几句话。
林刚想，众目睽睽之下，量罗小川也耍不了什么花招，便答应了。
只听罗小川对廖文昌说：“被告人，作为你的辩护人，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没有证据，那就是空口无凭，法庭是很难相信你的，如果你再提供假合同、假借条之类的虚假证据，那样只会加重自己的刑罚，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所以，你最好还是想清楚后果再回答。”
罗小川这话不仅让林刚吃了一惊，也让陈默雷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罗小川怎么帮起公诉人来了？难道他真的是良心发现了？
再看廖文昌，又一次低头不语了。
罗小川叹了一声，语气变得惆怅起来：“每个律师都希望自己代理的官司能够胜诉，尤其在某一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如果胜诉了，那就相当于一块金子招牌，能够为自己招来更多的名气、案源和收入。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这种事我也经历过。说实话，我真的很希望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如果你被判无罪，那你的案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块新的金子招牌，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
可现在看来，我恐怕没这个机会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不会尽心尽力地为你辩护了。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你就是请一个再高明再有能力的律师，也改变不了法庭对你定罪的结果。
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你是否认罪以及当庭认罪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对你的量刑。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想清楚了再发表意见。
这不是我对你的警告，而是对你的忠告。我说这些话的目的，也不是要你非认罪不可，而是要帮你争取好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帮你减轻刑罚。
我想，这恐怕也是我能为你争取的最后的利益了。既然你当初聘请了我做你的辩护人，既然你现在还愿意继续让我做你的辩护人，那就请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被告人，现在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势、清醒过来。在是否构成拒执罪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后面的量刑才是最关键的。请你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
罗小川最后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陈默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劲儿。
“被告人廖文昌，我提醒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等罗小川说完，林刚接着说：“1000万元的借款，这么大一笔数额，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肯定是要有借条的，而且一般是不见借条不放款。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谷少康借款1000万元的话，按道理说，应该是向谷少康出具借条，并且当场交给谷少康。
可是在证人谷少康提供的视频中，你的辩护人却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发生之后2年多，并且超出借期4个月的时候，才帮你把借条交给谷少康。
如此既不合逻辑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么解释？难道说，你没有打借条就从谷少康那里借了1000万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时就已经向谷少康打了借条，而你的辩护律师误以为你在撒谎，为了帮你摆脱罪名，便自作主张帮你伪造了一张借条？”
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头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紧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感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来，法庭辩论进入了重头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庭，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干警对其进行强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头，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身份做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庭，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合议庭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套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用金钱换自由。毕竟，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
这么算起来，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而且，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综合以上所述，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
林刚轻笑一声，针锋相对地说：“按照辩护人的说法，案情应该是这样。
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取走了300万元，这么算下来，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
试问这点好处费，对于谷少康来说，是不是太少了点？
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想必应该也知道，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并不牵强。”罗小川解释说：“不可否认，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10万元好处费对他来说是不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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