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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昌拒执案终于赶在夏秋执行攻坚活动的尾声有了结果，东州法院也在打击拒执犯罪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但现在还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永昌公司的执行案还远不到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陈默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自从廖文昌拒执案结束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债权公司老板们的“骚扰”电话。除了亚龙公司的董事长柳亚龙信守当初的承诺，没有打来电话催促执行以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老板的电话几乎是一个接一个。
刚开始他们话说还算客气，可后来却越说越难听，好像欠债不还的人是陈默雷一样。不过，陈默雷也知道这9家债权公司的状况，除了亚龙铸造有限公司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也能体谅这些公司老板的苦衷，更何况这些公司还有一大帮员工要挣钱吃饭。
说起来，一切都源于庭审中突然冒出来的那张假借条，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这是一个怀疑的年代，债权公司的老板们早就不相信廖文昌的为人了，自然也不会相信廖文昌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他们更愿意相信，廖文昌至少隐匿了1000万元的公司或者个人财产。
如果不是这样，假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数额怎么会是1000万元，而不是其他数字？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怎么出得起谷少康那100万元的好处费？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又怎么能请得起上海来的律师？要说廖文昌没有履行能力，鬼才相信！
时间进入12月份，夏秋执行攻坚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东州法院还没来得及召开总结大会，便迎来了市高官会组织的人大代表视察团。
按照东州市高官会的工作计划，高官会每年都会对东州法院进行两次视察，而这次就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
12月份的首个星期一，东州高官会副主任朱兴盛率领20名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团来到东州法院。
按照预定方案，本次视察的重点是司法公开工作。视察团先是在旁听观摩了由民一庭庭长岳凌云主审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然后便是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在中型会议室举行，人大视察团和院庭长们隔着长长的会议桌相对而坐。
刚开始，座谈会还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可开着开着就变了味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视察团里有3个特殊成员：这三个人都是人大代表兼规模公司的董事长，而他们的公司正是永昌公司案的申请执行人，其中，特别是乔振邦的德诺贸易有限公司，早已经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此次的视察活动，乔振邦更关心自己的案子。
从一进法院，他就拉着脸，听到代表们的发言个个都是溢美之词，什么公正公司了、阳光司法了，他实在忍不住了，首先发难道：“咱们东州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已经做的很到位了，这个没的说，可我今天想说点题外的话。”
他也不管朱兴盛是否同意，直接把话题转到了永昌公司的案子上：“咱们法院的执行行动搞得轰轰烈烈，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执行案子却一直没回音？今天当着秦院长的面，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还是因为我没给你们提供赞助呀？”
秦怀远礼貌地笑了一下，说：“乔总说笑了，我们既不会对您有意见，也不需要您的赞助。执行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法定职责，对于所有的执行案件，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尽可能地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点，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打折扣的。”
从乔振邦的语气中，朱兴盛龙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儿。如果任由乔振邦这么说下去，座谈会恐怕就开成质询会了。于是，他接过话来，对乔振邦说：“乔总，咱们这次视察活动的主题是司法公开。如果你对自己的案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是不是等活动结束后单独向法院反应呀？”
“干嘛结束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乔振邦不仅不顾朱兴盛的劝告，反而把皮球踢给了秦怀远：“秦院长，案子的事今天不能说吗？现在可是工作日和工作时间，难道我就我们公司的案子，向您反应一下意见还要看场合吗？国家有哪条法律规定，在这种场合不能提案子的事了？
我书读得少，孤陋寡闻，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还请您指出来！”
虽说乔振邦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的确不太合适，但相比而言，阻断他发言却更不合适，因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作为申请执行人，他都有权利就自己的案子反应意见，更何况现在本就是上班时间。
秦怀远是科班出身的院长，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只好同意乔振邦继续说下去。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可不说我心里实在憋得慌。”乔振邦说起话来已经不讲情面了：“说心里话，我原来对你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没什么意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理解的。永昌公司的案子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执行局的陈局长也多次找过我……”
提到陈默雷，他扫了一圈，这才发现陈默雷不在会场。
秦怀远忙解释说：“今天上午有个腾退沿街商铺的案子，被执行人不肯配合，陈局长正靠在执行指挥中心盯着呢。”
乔振邦应了一声，继续说：“开始的时候，陈局长说，廖文昌人还没找到，不能确定隐匿财产有多少、藏在哪里，目前只能先拍卖永昌公司的现有资产。
他先是提出，把永昌公司的财产整体拍卖，说这样拍卖的价格更高，还可以为永昌公司的员工保留工作岗位，一举两得，不过时间要长一些。
我知道员工的难处，永昌公司那么多员工总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于是，我就答应了。
后来整体拍卖拍不出去，又改成分别拍卖，永昌公司的土地和厂房一共拍了将近4000万。
当时他提出，先解决永昌公司员工的工资问题。
这个我们理解，员工嘛，都是靠工资养家糊口，而且员工还那么多，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大局，我们也答应了。
等员工的工资发完了，拍卖款还剩下了不到3000万，按照债权比例，我们只分到了230万。
当然，那个时候，廖文昌还没抓住，你们有你们的难处，也有你们的考虑，你们的决定我都非常理解。
可现在呢？人抓住了，也判刑了，可你们问出什么了、查出什么了？你们一分钱也没查出来嘛！连谷少康都亲口承认了，廖文昌用他的账号藏了1000万，可你们还是什么都查不到？这说得过去吗？
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是不是把人判了刑，你们就交差完事了？后面的事就可以不管了？”
乔振邦的话引起了小范围的链锁反应。
今天到场的人大代表，有9个是企业界代表，而这些企业界代表中又有5个是涉案企业的老板，他们的企业要么是诉讼案件的原告，要么是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案件的话题一下子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乔总，您先消消气。”秦怀远说：“关于您所说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答复您。廖文昌虽然判了刑，但欠的债该还得还，我们执行局决定不会撒手不管。这一点请您、也请永昌公司的其他债权公司放心！”
秦怀远这话是说给乔振邦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另外4个企业界代表听的，他本想以此打消他们的疑虑，好让座谈会继续开下去，没想到乔振邦却根本不买他的账。
“好话谁都会说，可光说好听的有什么用？能把我们的钱追回来吗？”乔振邦越说越来劲：“廖文昌那张假借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借款数额是1000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廖文昌最起码还有1000万的隐匿资产。
我这么说绝对不是信口开河，廖文昌这人向来喜欢投机倒把，以前还炒过房地产，据说炒了四五十套房子，这么算下来，他手里的钱恐怕不止1000万。
可是你们呢，除了永昌公司的厂房，你们一分钱也没追回来！你们说，你们让我怎么放心？”
乔振邦的话越说越难题，连朱兴盛都听不下去了，他提醒乔振邦：“乔总，你好歹也是人大代表，说话要注意点嘛！”
乔振邦的情绪似乎已经不受控制了，只听他继续说：“我们公司借出去800万，却只追回来230万，这里面的委屈我就先不说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先跟你们说说我们公司目前的处境。”
他哀叹一声，说：“你们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前两个月我们还能勉强维持运转，可现在已经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就在上个月，我迫不得已向谷少康借了400万！谷少康是什么人，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跑去跟他借款？”
说着，他再次把目光转向秦怀远：“秦院长，你们办案总是强调群众利益，强调国计民生。既然你们以前为永昌公司的员工着想过，现在是不是也该为我们公司的员工想一想呀？你们就算痛恨我这个万恶的资本家，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我们公司200多名员工的饭碗呀？”
说到这里，他激动地拿起水杯，在桌面上重重地摔了一下，把坐在旁边的力信服装公司的董事长曲立信吓了一跳。
9家债权公司的老板平时关系都不错，柳亚龙跟这个乔振邦的关系尤其要好。
以前，柳亚龙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也有很大意见，但是在跟执行局打过几次交道后，他明白了执行工作有多难。
说心里话，他也觉得乔振邦今天的话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便悄悄跟曲立信换了位置，坐到乔振邦身边，不停地冲乔振邦咳嗽，提醒乔振邦说话注意些。
可他没想到，乔振邦却装作没听见。
于是，柳亚龙只好见缝插针地打断乔振邦的话，打圆场说：“乔总今天的话是有些过分了，但他的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也希望法院的领导也能多多体谅。”
柳亚龙本是一番好意，但乔振邦情绪上来了，根本不领他的情，他对柳亚龙说：“柳总，你不用为我说好话。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任。要是法院能把我的债追回来，别说是道歉，就是把我拘留判刑了，我都没意见。可现在法院的执行成果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呀！”
柳亚龙理解乔振邦的难处，宽慰他说：“你着急有什么用呀？着急就能把债追回来吗？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公司那笔350万的执行款还没动呢，你先拿去救急吧。”
“不用了，柳总。”乔振邦当即拒绝说：“我知道你们公司也有困难。现在查环保查的厉害，你们最近要新上一套环保设备，也需要一大笔资金，我可不能拆你们的东墙、去补我们的西墙，这种不仗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柳亚龙笑了笑，继续宽慰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乔振邦是个好面子的人，死活不肯接受柳亚龙的好意：“解决？怎么解决？你的办法还不是向银行贷款？也许你们公司目前还能从银行贷出款来，可如果我用了你的资金，大家会怎么看我？
明知道你有困难，我还用你的钱，我把你的钱用了，你没钱了，只能再去跟银行借钱，那我成什么人了？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我乔振邦在东州还混不混了？”
“你，我……”柳亚龙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时候，跟他硬顶是下下之策。
秦怀远知道这一点，所以，等乔振邦的话说完了，脾气也发的差不多了，他这才再次开口说：“乔总，你们公司的困难我也大概了解。对于你们公司的困难，对于您今天的话，我们也深表理解。
但说实话，执行工作不是那么好干的，其中的困难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其实，上周接到高官会通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名单上有你们几个涉案企业的代表。兴盛主任知道这件事后，特意向我解释说，这事他完全不知情，让我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他还说，如果实在不合适的话，他们可以考虑更换代表名单。
当时我就说过，该面对的问题我们法院总要面对的，我们也从来不当逃兵；如果你们非要谈论具体的案件，我们绝不阻拦，因为你们除了是人大代表，还是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也有权利对自己企业的案子发表意见。
总之一句话，我们敢于面对你们，也敢于接受你们的不满和批评，更敢于去啃任何硬骨头的案件。
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也代表法院向你们表个态，无论你们的案子有多困难多复杂，我们都会一抓到底，有多少力气，我们就用多少力气，绝不保留一分。
这话我既然说的出，就一定做得到，这话请你们相信，也请你们监督。”
说完，他站起来，向代表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侯，不知道是谁带头鼓了掌，接着便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柳亚龙瞥了一眼乔振邦，只见他也跟着鼓掌，但脸上明显写着怀疑和敷衍。
上午11点钟，座谈会总算是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代表们陆续离开了法院，但乔振邦和柳亚龙却被秦怀远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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