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墨拜别李嗣业后，就随即带着一千多人直奔自己屯田的目的地，刘子墨在李嗣业谈话的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关于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根源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的缘故，将衰落的责任全部归结给杨贵妃，认为唐亡于“女祸”。此种观点只是对历史现象的狭隘审视，完全掩盖了历史本质，不足以论。
另有人认为玄宗后期的用人不当及政治腐败导致了由盛转衰。此看法则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现象，也有人认为。大唐盛世由盛转衰的根源，是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自秦汉以来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制度的特点是：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人，皇帝拥有无上权力，个人意志决定国家一切。虽不缺乏完善的法典、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但其完全被统治者掌控，根本没有独立性，运行是否正常取决于皇帝的好坏，因而很难有效地监督、制裁皇帝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法律不过是皇权的附庸，是可以随意修改、废除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统治者的特权服务的，是奴役人民的工具。
大思想家黄宗羲就尖锐地指出：“三代以下无法”。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专制社会中即使统治者对人民肆无忌惮地奴役、剥削、杀戮，随意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来满足个人的贪欲，也可不受法律制裁，这就不可避免产生腐败。随着盛世的到来，唐玄宗便沉醉于奢华糜烂的生活，个人贪欲极度膨胀，各级官员为满足帝王贪欲从而使个人飞黄腾达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杨国忠就是靠横征暴敛而得到玄宗宠信的。
另一方面，得到宠信的官员为维护其权势地位，便排除异己、结党营私，这就使贤臣的治国良策得不到推行，奸滑、无能官员充斥统治机构。李林甫在得到玄宗宠信后，嫉贤妒能，迫害了张九龄等贤臣，大力构筑自己的党羽，官僚机构从此败坏。这些腐败现象形成的根源，都是专制制度下，法律对统治者缺乏约束力造成的。权大于法的专制制度，为一切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是导致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除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古代王朝在开创之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又加上客观历史环境的制约，个人贪欲有所节制，也较能做到依法办事。因此，政治比较清明，官僚机构运转较为正常，腐败现象较少。一系列开明政策推行顺畅，使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开创了辉煌的“太平盛世”。但随着盛世的实现，统治者的贪欲随经济繁荣与财富增长而逐渐膨胀，进取精神被贪图安逸所取代，因此腐败现象便出现了。
抑或是开明的统治者逝去，但其继承者由于从小生长于宫中，对民间缺乏了解及受家族压力等原因也必走上腐败道路。帝王、贵族及大官僚的生活极尽奢华，他们为了满足其无节制的挥霍，往往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来实现，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统治阶级上层（如：宦官、朋党、外戚等）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各种政治斗争不断上演，严重阻碍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及政策的推行。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官场中的裙带关系盘根错节，考场（科举考试）循私舞弊和卖官鬻爵现象层出不穷，大量平庸、奸险之人充斥官僚机构，使机构愈加庞大，不仅影响工作效率，更加大了财政支出。
地主豪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四处逃荒或沦为地主的佃农。这些现象不断地侵蚀王朝机体，使其摇摇欲坠，逐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尽管有时会出现精明的君主或官员企图通过改革来拯救濒临灭亡的王朝，但腐败之风已积重难返，加上既得利益集团从中阻挠，所以改革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王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倘若出现严重的灾荒，广大农民便在自然灾害、贪官污吏及地主豪强重重打击下无法生存，大规模农民起义必然爆发。此时，北方游牧民族趁虚而入，王朝便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中国古代王朝由盛转衰始终是循着这一王朝周期率不断循环往复，其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腐败。在天宝时期，朝廷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十分严重，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贵族官僚过着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普通老百姓却生活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一时期巨大生活反差的反映。安史之乱的发生更加速了盛唐的衰弱，形成宦官集团和藩镇割据进一步把盛唐推向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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