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以为沧州的洪承畴、张存仁、祖泽润等能替他拖住顺军的东路军，可是在这位摄政九王决意从保定退兵时，顺军的东路军已经到了天津，前锋骑兵一部甚至已过香河县，距离通州不过数十里远。
而因谎报大捷被多尔衮亲自谕旨夺去天津总督一职，却仍以太子太傅加左都督衔戴罪立功的前明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眼见城外顺军声势浩大，又知洪承畴死于沧州，故为了天津全城百姓的安危（原话），再三思量之后决定派人与城外的顺军谈判，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天津问题。
东路军统帅、山东节度使陆广远无意在天津多耽搁时间，只想按叔父的军令赶紧兵临北京一举破城，故亲率夏大军的第一镇、左潘安的第二镇连同炮镇走运河北上通州，只命新编第八镇监视天津，并委托第八镇的镇帅徐和尚同天津城中谈判。
天津虽是前明锦衣卫都指挥使衙门所在，又是海港与运河重地，但城中清军多是前明锦衣卫及驻军改编而成的绿营兵，约有七千余人，内中也没有骑兵，整体战斗力十分低下，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座视高杰部在城外肆虐而不敢出城与之一战。
第八镇虽是新编，但兵员既有淮军老卒，也有原山东顺军士卒，更有投降的汉八旗，联同一部分收编的土匪响马，相对战斗力是能与绿营兵一较高下的，况如今是顺强清弱，北伐之势已成，那天津城中的清军哪里有胆量出城来战。
所以有第八镇于城外监视并控制运河，确保大军粮道通畅，是否拿下天津陆广远并不在意。
他让徐和尚同天津方面谈判，不过是掩人耳目，或者说让天津城中的清军识相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北京一下，天津这边必然易帜降顺。
不过天津城内的骆养性显然还在犹豫，看不清大势，他提出的条件是愿意向大顺方面提供一定金银，换取大顺对天津的“不侵犯”。
这是典型的墙头草决定。
或者说，骆养性竟想在顺清对决之时保持中立，谁赢再向谁摇尾巴。
以骆养性前明锦衣卫大都督、满清天津总督的资历，此时若开城向大顺投效，他日大顺方面肯定不会慢待他，就是不给予实权，总不会少了他的富贵。
大概是“情报头子”当多了，又或者是还被八旗的威风吓唬着，搞得这位骆总督疑神疑鬼，拿不定主意，最后便搞出了个拿钱买平安的手段来。
徐和尚却把谈判当成了正事，因为他听手下人说天津城中那个姓骆的总督，曾经花了几万两银子从大顺手中赎命，且天津城中属前明锦衣卫系统的官员甚多，还有不少前明重要官员在城中，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相当（一定）有钱。
为什么造反？
除了求活之外，就是将为富不仁的那帮王八蛋的银子弄出来分给穷人。
这是具有朴实情感、纯正草根阶层出身的徐和尚对造反的终极理解。
因此，徐和尚不能放过天津城中这帮肥膘。
另外，据手下旅帅赵应元说骆养性实是北京降清的罪魁祸首。
当初李自成率残部撤出北京，京中谣传吴三桂奉太子朱慈烺回京即位，骆养性便同吏部侍郎沈愉炳等人备法驾前往朝阳门迎驾，谁想来的不是太子，而是清廷的摄政王多尔衮，在一些官员骇愕悄然逃走时，骆养性却率众降清，使清廷入主北京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当然，这件事骆养性也是无奈，可徐和尚不这么看，于是本来准备跟天津要五十万两银子，当场就加价到了一百万两。
“一百万两？！”
代表骆养性前来谈判的是前明三边总督、降清之后任工部左侍郎的李化熙，这人为官很有名声，家乡湖州百姓在岘山上修建生祠，将他与古代贤哲谢安、颜真卿、苏轼并祀。
崇祯自缢于煤山后，李化熙统领军队回到周村，就食于家，静观时变。观来观去，未到半月，却成了清廷的工部侍郎。
贤还是不贤，不好说。
“天津这几年虽未遭兵灾，但一百万两白银匆忙间总督大人也是难以凑齐，还请徐帅通融，数目实在太大...”
徐和尚要一百万两，这数目跟骆养性给出的十万两相去甚远，怎么也无法谈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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