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的“三问”已经过半，虽因无人插话而进展顺利，可这“一言堂”的痕迹太过明显了，又让人有些孤立不安。于是，弘毅器宇轩昂总结完“第二问”，并没有急着往下说，而是环顾四周，希望用目光找寻一位合适的“托儿”来烘托氛围。
“皇上，贝勒爷所言极是！郑氏水师也的确堪用！崇武海战之后，我朝水师一蹶不振，如今郑森已归，东南平定。若是能任用同安王统帅我大清商船，收以船养船之奇效，奴才以为不用多久，大清属海所及之处，必定四海升平！”“懂事”的兵部尚书噶达浑，最先明白了小爷的意思，急忙出来“应景儿”。
噶达浑一提到“崇武海战”，除了弘毅，其他人都是紧张的看着皇帝，齐齐选择了沉默以对。原本准备对噶尚书大加赞赏的弘毅，看到众人一派坐蜡神情，反而不知祸福，犹豫起来。
众人为何踌躇？为何等着皇帝表态？其实，小贝勒爷刚才评定郑芝龙“心怀华夏、扬威海外”，众人也都跟着点头了，原本就可以“三问”结束了。可噶达浑却提及了一件十分尴尬、甚至让大臣们颇为忌惮的事情！
本来嘛，一个大海盗是不是心怀华夏，大伙都不知道。但是他确曾“扬威海外”，这是一定的，贝勒爷和老玛法都说起的那次金门科罗湾海战，将荷兰红毛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明证！但郑氏水军的厉害，不仅荷兰人品尝过，我满清水师更是“深受其害”。究其始末，正是噶达浑所说的“崇武海战”——
清承明制，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顺治初年，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顺治八年，福临明智地预感到，东南郑森等人不会在短期内归顺朝廷，于是果断循明代旧制。开始在沿江、沿海各省设立水师，分设“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建制，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及以下各级武员，一如陆营步马军之制。福临同时明确，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保养修整的年限为：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
这种“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可以勉强对应后世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军编制，大体上为：每镇兵员为12500至12600人，辖步兵两协（每协4038人）、一马标（1117人）、一炮标（1836人）、一工兵营（667人）、一辎重营（764人）和一个军乐队（51人）；每协辖两标，每标2005人；每标辖3营，每营659人。营分4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14人。
八年秋七月十一日。福临下旨核定广东一省官兵经制，着重加强了针对郑森势力的东南水师建设：
广东水师以广州为主要驻泊地，设“水师总兵官”一员。旗下分“左、右二协”，每协又各设左、右、中三营。
水师左、右两协分别下设副将一员。辖兵一千五百名。其中，中军兼管左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协右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同样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右两协合计兵员三千名。
同时，再设水师镇标“左、中、右”三营。相当于三个“机关直属驱逐舰支队”，各辖兵一千名，合计三千名。各营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水师镇标旗鼓守备一员。
于是，广东水师建制为：“主力部队”直辖兵员六千。又分别在肇庆、高州二府分设水师参将，各辖水师一千名。也就是说，当时大清“东南舰队”主力兵员合计八千名：“主力舰队”六千人，肇庆、高州两个“分舰队”各一千人。除此之外，还在吴川、虎头门和香山澳、南澳、海丰、柘林、阳江等六处各驻扎水师一千名，合计也是六千人，不过却是“水警区”性质，只“以资分防”、专事守备。
历史证明，福临的眼光的确老到：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郑森率领南明军队取得江东桥大捷胜利、收复长泰之后，随即挥师进攻漳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虽然年轻的广东水师成立不足一年，但此时却不得不走出广州湾的寰护，去海上迎接实战的考验，而且，对手是继承了郑芝龙几乎全套班底的郑森舰队！
顺治九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终于以广东水师为主、集结周边各省水师为辅，派出了数百艘船只组成的浩大舰队进抵厦门，企图施以“围魏救赵”之计。郑森派部下陈辉、周瑞等人率领百余艘战舰在海上迎击，而在浙江沿海抗清失利的定西侯张名振不久前率领所部明军已投靠郑郑氏，此时也加入海战。明清双方水师在惠安县东南的“崇武半岛”附近海面上展开激战，结果技不如人的清军水师大败于郑氏水师，最后只得丢弃船只上岸，狼狈逃跑。此役明军夺得清军船只五百余艘，粮船一百余艘，取得了所谓“崇武海大捷”的胜利。
“崇武海大战[1]”的结果，使刚刚建立不久、几乎倾巢而出的东南水师，特别是广东水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清军水师再也无力在海上正面对抗郑森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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