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到了文化的巨大作用，偏偏皇帝又制止了自己，李际期无奈继续前面“闽中风土人文”的话题，好在并未离开“文化”范畴多远，也算是对自己的些许安慰。
“皇上，宋征舆任职福建提督学道多年，故而对闽中人文多有了解。据他说，福建，尤其是同安王原籍闽南一代，经宋明两朝五百年‘以文化之’，其教化风貌已自成一派。”
“哦？如何自成一派？”看得出来，福临对此很感兴趣。
更感兴趣的是弘毅，他想好好听听，李际期是如何附议自己关于闽中士子民人“推崇‘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的观点的。论证好这个观点，就可以说明对于郑芝龙，用在哪里，防在何处了。
“皇上，闽南文化自成一派，有五处‘并行不悖’可查。”
“一者，‘远儒’与‘崇儒’并行不悖。此乃闽南地处偏僻所致。两宋以前的福建，相对于中原腹地，实在是未臻开化的蛮荒之地，闽越之人又多出海谋生，不事稼穑，缺少礼教。两宋以来，福建的礼教逐渐兴起，积数代传衍而至朱熹，福建从‘远儒’的蛮荒之地变成‘崇儒’的理学之乡。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极口赞誉泉郡人文鼎盛，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由此可见一斑。”
李际期的第一条恰好应和弘毅所说的“郑芝龙虽为海贼，却知书达礼”！
“二者，‘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不悖。”
“农耕稼穑尤重安土，闽南使然。但其域内地薄，物产匮乏，民人不能自足，久而久之。动辄迁徙之风兴盛，又以海渡南洋为最。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佛郎机人于吕宋冤杀华民两万余，多为闽中侨民。”
李际期突然说到了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华人的第一次大屠杀，弘毅心中一紧，急忙煞有介事的插话道：
“两万华民之巨？”
“皇二子，此事不差。”李际期点头称是。却毫无怜悯之意。
“故明朝廷如何能坐视不理？”小玄烨明知故问。一脸惊愕！
“皇二子有所不知。”此时说话的却是胡世安。
“前明朝廷对这件事的处置，却是颇为有礼有节的。臣奉旨编修《明史》而知：前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张嶷[1]）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胡世安背诵了一段史料，接着说：
“据此看来，万历帝既指明了那些擅自出海的刁民死有余辜，又斥责了佛郎机人擅杀商民。可谓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你奶奶个熊呀！——弘毅正要反驳。却听到福临插话：
“如此说来，万历还算体恤那些刁民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认可。
弘毅无语了！两万华人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你们就这么冷漠？迫于形势，弘毅没办法像以往一样把会议转入这个冰冷的话题，但却打定主意。后面找个机会一定要扭转福临和朝局的观点！
“李大人，玄烨无礼了。您请！”弘毅提示李际期继续。
“际期谢过皇二子。闽南民人远逸海外，多是经商贸易。但‘安土重迁’则化为远离故土的他们对‘敬祖认宗’的看重，尤以海外华民家资充盈之后，往往还要远涉重洋返回故里，祭祖认宗，修谱续世为盛。”
这一条正好也对应了郑芝龙“背井离乡”，最终却要“荣归故里”的行为，弘毅带头首肯。
“臣所言之三者，乃是‘任劳任怨’与‘冒险犯难’的并行不悖。”
“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由地力颇丰的良田而至末臻开发的蛮荒，须坚韧勇毅、勤俭拼搏才能立足。但其地民风尚在教化不足、法令不行，闽南之人逐渐养成了好逞‘一已之勇’的性情，久而久之，其民风日益强捍。而法令不行，可供逐利谋私者钻营。”
太好了，这一条再次对应郑芝龙敢于在海上和老东家荷兰人“以硬碰硬”！
“四者，乃是‘文化守成’与‘兼容包蓄’的并行不悖。”
“闽南濒海。宋元开始，迄及我朝，西人纷至沓来，闽人过番南洋，故而孔孟之道与西人诸学多有交汇折冲。但闽南文教仍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只是将西来异质包容兼蓄罢了。”
这一条说明了郑芝龙皈依西教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大势所趋，颇被汤若望受用，他于是一反常态，率先点头。
作为耶稣会教士，“上层路线”就是要在尊重中华固有文明的前提下，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宗教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华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确保其生存。这一点，与方济各会截然不同，所以才能被明清两代朝廷所允许和接纳。
“五者，‘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并行不悖，恰恰就是皇二子适才所言的‘商儒之道’。”李际期也不搭理台阶上汤若望的欢喜，继续说着自己的。
“只是，臣以为，闽南民人向以肝胆尚义、待人以信、慷慨乐施、好打不平为荣，此乃儒家君子之风与侠义精神的衍化。此风也延及舍本逐末、无商不奸、无奸不富的为商之道。然而与此有别的是，闽南商风受儒学教化颇深，寻求‘以义化利’，海商获利之后，往往以乐善好施、回报乡梓来使义利—致。下臣以为，此处正是皇二子所言的‘商儒之道’，不知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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