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荆州的这段时间里，王迪将铸钱的活包给了王聪，练兵整军甩给了李庠，物流运输由邓郎负责，李流，则是：其他。
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成了甩手掌柜，除了“偶尔”跑到永安那里去向领导“汇报工作”，也是沉下心来踏实工作，比如，以宜都、南郡和巴东、武陵为核心，多点连线，建立了八个钱柜流通站，也就是钱庄的雏形。
虽然钱庄的出现很晚，但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兑换业务也是自西汉开始出现，唐宋时期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及明初，政府欲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
明正统年间，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代因为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
从钱铺发展到钱庄，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做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如上海钱庄的鼻祖为“浙江绍兴人”，传说“乾隆年间他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兼做银钱兑换生意”；宁波钱业鼻祖称“方七”者，原是个鞋匠。又如南京、九江钱庄有“兼做彩票”者；乐平地方有“布店兼营者”；在南昌、上海有些钱庄因兼营米业又称“钱米店”。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不光是在城市里，在农村那也是相当的活跃。
王迪并不知道这些前世的先辈们玩出了多少的花样，知道了也没有兴趣，因为他是一个“专一”的人，搞多种经营太累，在这几个地方打造的钱柜，一开始没想的有多么长远，就是保存管理官方的五铢钱，然后凭借自家企业中的物流和安保公司转运到各个地区，下发工资，大宗采购什么的，反正荆州政府和季汉政府都是自己的后花园，自家人的买卖，这样安全系数也高一些，而且王迪也很猥琐，每个钱柜的体量都不是很大，搞得很分散，也是为了分散投资，分散风险，万一玩大了外有歹人惦记，内有蛀虫腐蚀，所以，没有集中起来做大做强。
结果，没有两个月下来，随着成交量激增，钱柜规模不可避免的扩大，又由于安全系数极好，所以，一些和官府方面关系极佳的商人权贵居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代存代运钱币。说白了，就是贪图安保做得好，还敏锐的发现这种钱柜铺设郡县越来越多，已经远远不止原来的八个，货币量又是极为惊人，那么，是不是可以在某地存完之后，凭借相关凭证，直接在另一地区直接提出钱币进行商品交易呢？如此一来，不也是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了吗？
因为从未向民间开放这种业务，所以，工作人员也不敢怠慢，立刻将情况和大致方案传递给了王迪，请领导定夺指示。
看了方案内容后，王迪直拍大腿。不仅是这件事凭借自己现在无意中的布局（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方便自己而已），更因为他还在计划书里面看到了这些民间的富豪们，主动提到，钱财存进钱柜之后，还要额外付给他一笔保管费资金。
咦？难道把钱存进银行里面，不应该是银行方面给利息的吗？怎么还反过来要给自己钱呢？还有这等好事？
之所以一开始没想玩什么钱庄银行，还不是因为怕这个东西没有市场？就这帮抠搜的家伙，哪个不是把钱藏在自家，还敢拿出来存进自己的口袋？出事了怎么办？赖账不承认怎么办？最关键的是，放贷业务开展不了的话，利息的钱从哪里出？
所以，王迪只是仗着政府是自己家开的，这才恬不知耻的将资金存了进来，然后吃掉这一笔“维护资金”，没曾想，这个办法在民间居然也很有市场。
所以，王迪二话不说，立刻拍板同意，将原本只是针对官方的业务也正式向民间开放，一开始只是几家胆子比较大的把大笔资金存了进来（王迪还很良心的给这些大额用户打出了报关费八折的优惠），异地调取资金也是比预计的还要顺利一些，随着知名度不断刷出新高，一开始还是处于观望的商人，也蠢蠢欲动，连带着，连长沙和桂阳的很多商人也都把产业置办到了这里，拉动了宜都和南郡、武陵等地的经济增长后，濮阳开和陶抗那里更加雪上加霜，本来就是人口流失严重，富豪们也纷纷搬走，形成了恶性循环。
王迪之前赚钱都是要绞尽脑汁，要借着天时地利人和（狗屎运）的，这一回，终于尝到了真正的躺在家里数钱的滋味：新铸出来的五铢钱有序的放水，各项实体企业稳步经营，就连滚雪球一般的保管费用，都可以轻松补上各地钱柜维持运营的成本费用和人工费用，都不用他去催促什么，半年之后，荆州，除了濮阳开和陶抗之外，其余各郡，包括巴东和巴郡、涪陵郡，所有的县都已经铺设好了钱柜，甚至最早一批发展起来的“大城市”钱柜都不止一个。
当金钱来的太容易之后，人也就会变得懒惰和不思进取，当第七十二家钱柜开业之后，王迪，足足一个月的时间，什么都没做，彻底的给自己放了个年假：数钱嘛，这项工作总做，天天做，也是没什么意思，回来一起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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