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对最基层的支配和控制，至少也要掌握第一手信息，一直是多年以来王迪致力推动的事情。
结果，经济搞得很不错，政改却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对基层的渗透，秦汉历代要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都在尝试，强权、法律、教化……都试过了。世家、乡绅、平民，各个阶层都扮演过被拉拢和合作的角色，但最后还是徒劳。
王迪这么多年，也算是实打实的从底层打拼出来，自觉有后世习得的一些皮毛的理论加持，不至于踉踉跄跄，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令他发现，还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虽然那些人也不是故意的，对谁都要这么干，但是依旧很不爽，毕竟，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圣人，可这么多年的努力，也配得上衣食父母的名号了。
但这并没有让王迪气馁，相反，利用手中的另一些底牌，通过迅速的布局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不说，还完成了对全荆州基层的洗礼，且洗礼的相当到位顺利，也正是这个动作的完成，让王迪有信心去“随意”排列高层。
首先就是公务人员的变动。
此番整风运动，声势浩大，几个郡的所有基层无一幸免，涉案人员已经达到了23000多人——如果涉及到犯案人员的家属的话，这个数字将更为惊人。
但是，王迪的屠刀高高举起，却只是“轻轻落下”（尤其是和明太祖同志相比，简直是菩萨转世），这23000多人最后，包括酷刑毙命（凌迟还是存在于某些人口中想象中，没有真正出现）的所有处以极刑人员不过“区区”1000多人而已——虽然这个数字在王迪看来已经很残忍了，但欢欣鼓舞者却觉得还不够，要不是瓜分钱财到位早就不满了。
还有罪行较重的1800多人，被王迪从死罪名单中拿了出来，关在监狱进行劳动改造——虽然有些不开心，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家族已经散尽了万贯家财，所以，心情也平复了不少。
剩下的涉案人员，数量最庞大的这个群体，就是轻轻落下的，分为两类，一个是罪行轻的，一撸到底，重罚以后贬低到了最基层，毕竟，都是有技术的选手，就这样废弃不用也是资源浪费，只不过，要想再从“民”转变为“官”中的一员，需要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没得选择，不干的话失去的更多，而且，至少还有希望不是。
还有2000多人，则属于“奇葩”的一类，他们是罪行轻微的污点证人，最后不仅没事，反而因为举报有功，实现了仕途的逆袭——比如镡成的李水营，就是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也要罪行轻才可以，像刘子杰，污点贡献指数更高，可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因为相对而言的“洁白无瑕”反而脱颖而出连升好几级。对于这些奇葩而言，从接受了王迪的“诱惑”开始，就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了，一方面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方面，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叛徒”一样的存在，如果不配合政府的话让出权力的话，估计会被人撕成碎片吧……
儿时的经验告诉王迪，告密者和叛徒是比较令人憎恶的，所以，这部分人，应该是“忠诚度”最高的那个群体了。
换句话说，看似动摇了根基的大整风运动，因为最后时刻的“心慈手软”，没有图一时痛快，从肉体上摧毁的举动，反而起到了优化资源，加深了王迪对基层控制的效果和目的。
消灭一个阶层，暴力手段固然直接有效，却也过于简单粗暴，后患无穷，教化手段太慢不说还容易滋生出一个大爷群体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将这个阶层的大多数分化瓦解吸收，给他们一个可以期望的未来（人，有了希望，有了盼头，也就不会走上极端道路了），最终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岂不更好？就像土地改革那样，地主的地没收之后，如果不是罪大恶极的话肯定是要留下一分土地自食其力的，通过思想和劳动的改造把他们变成农民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能够如此顺利，自然离不开舆情司他们的努力奋斗，所以，在整风运动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留在了最基层，留在了每个城市和乡村的角落中，扮演着王迪勾画的“网格化管理”中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疫情隔离的实践中，摸索形成了一套封闭的管理机制，从发现、立案到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不管是县还是乡，都根据人口数据，通过高度的信息采集（这一点是最拿手的）进行集中划片管理，在加强控制的前提，还有效的重创了宗法制对基层的影响——只是重创，谈不上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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