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濬，本不应该就这样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面的——虽然他所在的交州和广州，真的是角落一般的存在。
前任交州刺史陶基的三个儿子，陶璜、陶濬、陶抗，在这个面目全非的时代，命运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时空的交州刺史陶璜，西晋官员，太子中庶子陶抗，在这个时代，“夭亡”，而本该在去年就死掉的陶濬，居然还活蹦乱跳，不仅如此，陶家的基业在他的手中，还有了光大的迹象，交州和广州，尽在其势力范围之下，自己作为家主，独掌大权，在他的庇护之下，大哥遗留下的三个侄子陶融、陶威、陶淑，三弟陶抗那死命得活的儿子陶回（今年才五岁才得以幸免，出征前已经以防万一托付给了二哥），还有自己的两个儿子陶湮、陶猷，都在茁壮成长中，陶融和陶威甚至已经出任地方官职历练，也算是人丁兴旺了，后继有人了。
除了家族绵延令人振奋，交州与广州的综合发展也不错。
所谓的交州和广州，包括了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划重点，这里是我们的领土，曾经）、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本来就是交州，226年，地头蛇士燮去世后，吴国为了加强统治，将南岭以南诸郡以今广西北海市合浦为界，交州辖今越南北部和两广的雷州半岛和钦州地区。以北广州，以南为交州，广州治番禺，交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吕岱、戴良分别为广州、交州刺史，但是士燮的儿子九真太守士徽不服反叛，于是，吕岱带兵攻入交州、九真，之后重新把广州和交州合并。为便于治理，孙皓上台之后，又把南海、苍梧、郁林、高梁4个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交州治桂州——为了加强集权，孙皓的这个做法倒是和原时空融合了，只是前后差了两三年。
只不过因为陶家的做大，交州与广州的分治形同虚设，其实都是陶濬一人说的算。
一开始交州地区反抗中原政权，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文化认同，一个就是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比如东汉初年的征氏姐妹武装反抗就是后者的理由——我们的“好朋友”评价此次起义为当地人长达一千年反抗中国统治（直到939年越南击败南汉军队独立）的开始，“领导起义的是妇女，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冠以“征圣王”的“美名”，为了“伟大友谊”的延续，我们这几十年来也把她们的评价从“叛逆”升级为“英雄”（呵呵）。
不过再是吹嘘，还是掩盖不了征氏姐妹的存在只有三年的事实（被马援摆平），之后，东汉顺帝，占族人区连杀死日南郡象林县令，占据原日南郡大部分地区（越南中部）和越南南部。以婆罗门教为国教，建立占婆国，和中国以顺化为界。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中央自然不会答应，即拜敞为交趾刺史。
而后，随着经济，尤其是文化的不断交融（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时，交州在士燮统治下，成为相对而言和平安定的地区，许多中原人士移入，如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贤、张子云、许慈、刘巴、刘熙、程秉、薛琮、袁忠、桓邵等，对于中原文化传入交州有很大的助益）使得当地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加强，隔阂也没有之前那么的强烈，所谓叛乱，其实更多是属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
陶濬能够稳坐钓鱼台，除了孙皓的“容忍”形成的缓冲之外，凭借与荆州的良好关系暗中与荆州、季汉方面加强经济交流，发展民生，以及缓和汉民与地方异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王迪一样，融合的手法是舒缓平和的）才是主要原因。
他的理念就是：闷声发大财。只有不和孙皓以及王迪对着干，处于一种近乎“中立”的角度，才能在双方的博弈中拿到两份好处。
孙皓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当然不会再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交州广州下手，王迪乐见其成的主要是因素倒不是着眼当下，而是放眼未来：如果这一带能够长期的由汉人把握，并且持续和中央政权保持密切关系，以后某些引起国人强烈不适的历史也就可以真正改写了吧，所以，在经济上持续输送好处的时候，一直在暗中搞“文化侵略”。
这一切，都让陶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舒坦——实质而言与皇帝没有什么区别了，名分什么的，至少现在就先不操心了。
所以，十几年来，陶濬势力居然暗戳戳的掌握了将近四万的常备军（战斗力是另外一个话题），户籍人口三十多万，有点人间小天堂的意思了。
“想来……世杰（瞎编的，没找到出处，兄长陶璜字世英，就这么着吧）应该不会为了一个孙秀和我们做对吧？”在脑海中大概闪现了一下陶濬此时的基本盘，王迪说道。
“应该不会，这孙秀还没有强大到让他俯首帖耳的程度，至少，”李庠赞同王迪的说法，补充道：“在孙秀取得绝对优势之前，是不会突然攻击我们的，而这种情况，想来也不会出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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