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再三，张保终于吞吞吐吐的对沈敏说道：“三郎所言甚是，不过想要让官家拿出告身来，哪怕就是三郎说的空头告身，那也得给宫内出点钱不是。没个10几20万贯打点官家身边的阁长们，恐怕是难以成事的。”
沈敏想了数次，方才想起这阁长乃是对宫内大太监的尊称。他顿时有些奇道：“我们在山东拉拢豪强，好歹也是为了让他们帮助国朝监视金国的动向，危急时刻好给南边示警。这也算是为了朝廷的安危着想，现在没有要求朝廷掏钱给我们，反倒要我们掏钱给朝廷，这为国效力还得自带干粮的么？”
张保沉默了半天，方才无奈的回道：“我大宋自有国情在此，我们这事若是传扬了出去，被朝中那些相公一讨论，必然是要搁置的。毕竟这事有违绍兴和议，就算能够得利于一时，也是坏了我大宋的信用。
也只有这些宫内的阁长们，能够绕过朝堂上的各位相公，说服官家暗中行事。当然，只要他们收了钱，必定是能够给我们办理妥当的。若是办不成，他们也就扣个三成的茶水钱，把余款退回来。在这点上，宫内还是比较讲信用的。”
“我去，这走门路都成潜规则了。”沈敏心中颇为震惊，因此忍不住就问道：“至于吗？宫内还缺这点钱？我朝的两税、商税什么的，零零碎碎加起来，一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进城的时候也经过了南面的皇城，似乎也没看到什么大兴土木的动静，宫内还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吗？”
张保叹了口气道：“这供养百官、军士，收容北面的逃人，哪处不花钱？绍兴初年，我朝和北面征战不休，这一个月光是军队的花销就高达250万贯。为了筹钱，官家甚至纵容身边的内侍出卖朝廷官职、加征税收，最后激发了苗刘兵变。
虽然人人都说绍兴议和是丧权辱国之举，可是有几个人肯说句实话，从靖康之变到绍兴初年，十余年的征战早就把南方的财力给打空了。须知道，官家逃出东京时，可是两手空空，我大宋百年积蓄都丢在了东京城内。
金人可以依靠东京城的积蓄和我们打下去，但是南方的士民已经不肯再打下去了。当时南方各地的暴乱又何尝少于中原，钟相、杨幺两贼据洞庭湖反叛，甚至差点把本朝分为江浙和巴蜀两个地方了。
官家虽然性子软弱了些，为了求和纵容秦太师办出了风波亭这样的案子。可若非如此，在我朝恢复中原之前，恐怕南方人心已经不再属于我大宋了。正是这十余年的和平，才能让南方的百姓喘上一口气，稍稍恢复了些民力。
而这十余年的积蓄，官家也一直没怎么大用，都封存于府库之内，以应对不测之时。你说宫内缺不缺钱？老夫可以明白的告诉你，缺，非常缺。官家就是个爱享受的，可国家税收上来的钱不能轻动，宫内也没有什么稳定的进项，官家想要享受都只能克制着。
若是能够有个几万贯的额外进项，能够让官家手中宽裕一些，想来官家也是要考虑一二的。”
对也张保替绍兴和议的辩解，沈敏觉得很无谓。因为对方显然是站在了赵构的角度去看待大局，可在沈敏看来，这样的辩解似是而非简直不值一驳。
说到底，无非就是赵构为了自己的权位，既不肯对南方的大地主下手，又不愿意对大宋积弊已久的冗兵、冗官、冗费下手改革，导致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这才选择了同金国议和的妥协政策。
当然，能够把这段和平时期积攒下来的钱财储藏在府库，而不是大建宫室以供自己享受，可见这位赵官家还是很清楚，金人的信用并不是那么可靠，绍兴和议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协议，这才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
只是以沈敏看来，赵构任由秦桧这些年打压主战将领，特别是鄂州、淮西两军的将领。他哪怕积攒再多的金钱，也是补不回这些军队的士气和战力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可是金钱终究不是魔法，不能让一只弱旅变成雄师，否则昔日东京城内府库的积蓄，已经足够把金人打回东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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