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适的这个问题让沈敏犹豫了不少时间，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回避，只会破坏了他同洪氏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已。
自接受了向洪遵拜师的提议之后，他目前制定的关于保安社在大宋境内的发展，无一不是围绕着自己同洪氏之间存在的师徒关系进行设计的。
从明州到临安为止，这个新规划一直都发展的很顺利，如果不是遇到洪皓意外病故这件事，他原本已经可以开始在临安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大厦基础了。
当然，既然他利用了同洪氏的这一层关系，就必须承受这一关系给他带来的附加问题，比如洪适对他某些行为的质疑。毕竟在洪家看来，现在可是保安社依附于他家，而不是洪家依附于保安社，他们自然是不愿被一个不安分的弟子拖进某个不可知的漩涡里去的，因为洪家还需要在大宋境内生存下去的。
想明白了洪适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担忧，沈敏思索再三之后终于答道：“保安社没有被招安之前，我对于大宋的了解其实并不多，虽然我曾经登陆过福建、广东和浙江沿海的一些地方。
在那个时候我曾经以为，虽然大宋同金国签订的绍兴和议，令大宋失去了恢复中原的一个时机，但也好歹给大宋争取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十余年的和平发展，将给大宋带来一个恢复经济和实力的良机。
应该来说，我对于大宋的这种猜测，在两浙路上看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起码从明州到临安的路上商旅往来频繁，民众的生活看起来还算不错，临安城内也还是相当繁华的。
只是当我护送着老师的家眷一路行来，真正的沉入到了这个国家的底层去看了看之后，我才发觉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我朝开国初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棵，接下来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各半。到了今日，实际上的五等户只剩下了三等，曰上中下。
今日之上户就是过去的一等户和二等户，也就是品官之家和地方豪右之家，这些人家基本已经脱离了实际的生产，依靠收取地租和出售粮食、生丝、茶为生。
今日之中户，就是过去的三等户，也就是家中拥有足够的田地养活自己，也可以雇佣几家客户，但是自家也还是需要参加劳作的。
今日之下户，就是过去的四等、五等户，除了没有田地的客户外，就是虽然拥有一些田地却不够养活家人，需要从上、中户哪里租借部分田地来劳作的小自耕农。
建炎以来，内外用兵，各地税收混乱，故朝廷颁发命令，以三等田地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这个租税其实并不算高：南方水田，上田为2-3石，中田为1石出头。旱地，上田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
即便是以产量较低的旱地计算税金，也不过是十取其一罢了。但是朝廷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就大大的走样了。地方官员为了能够足额收取赋税，并用于填补州县的其他支出，往往会在正额之上翻倍进行加征。而那些下乡征收田税的胥吏，本是抽签服役之人，并无固定俸禄，他们下乡收税自然是要先把自己的脚力钱给挣出来的。
我听说，有些地方的胥吏征税时采取的斗要比官制斗大上一倍，而有些地方则干脆把一斗百合定为一斗160合来征收。所以，原本是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之一的田税，到了最后实际收取的数量都在十分之三上下。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上等户中的官户拿着朝廷的优免，往往把自家名下的所有土地都算作了免征田。而上等户中没有优免的豪右之家，则采取瞒报自家田地的数目，和胥吏勾结把自家应当缴纳的田租分摊到中下等户身上。
于是，本该是国家纳税主户的上等户，现在却把重担都推到了中等户头上。至于下等户虽然因为无田不必缴纳田税，但是却苦于乡役，往往因为被县衙及大户驱使时间太长，而无法下田劳作养活自己，只能逃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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