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原本大有问罪之意的刘长发突然就转变了态度，沈敏也忍不在心里称赞了一次这位刘二员外见风转舵的本事，若是让那位搞不清状况的刘大员外过来，大约就真要大吵上一场了。
如果说从前济民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他说不得还要让这些土财主几分，但是在去年济民社改组之后，他就没必要再对这些济民社的董事们过于忍让了。因为去年济民社的改组，并不单单只是简单的组织方式的改变，也是济民社整个贸易方式的转变。
按照后世的说法，在这些商号没有加入济民社之前，他们不过是封建社会体系下的庄园主加中介商，也就是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他们首先是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其次才是追求把多余的农产品送去市场上交换，以换取金钱购买更多的土地。
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经营土地获得的收益要比经营商业稳定的多，而拥有土地的地主们也有着较强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卖不出的多余产品大不了储藏起来，等待下一次卖出的机会，反正只要土地上还有产出，他们就不用担心饿死自己。
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资本来说就是最讨厌的经济堡垒，处于堡垒之内的地主和自耕农，既不向资本提供原材料，又不向资本提供销售市场，而没有掌握政权的资本也很难打开这样的堡垒，让其中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资本的奴隶。
而自从刘氏兄弟加入济民社之后，他们的生产方式就已经渐渐有所改变了，因为掌握航路的保安社旺盛的需求，使得刘氏兄弟从主要经营自家产出的绸缎铺，渐渐变成了湖州最大的绸缎商人。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主要经营自家产出的丝绸布匹，而是根据济民社发布的需求，去组织本地农户生产市场所需的丝绸和亚麻等纺织品。
也就是说，在不自觉间，刘氏兄弟的商铺已经从出售自家的多余丝绸布匹，转为有意识的按照市场订单去生产。在这个过程里，刘氏兄弟虽然赚取了比从前更多的财富，但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他们就必须向济民社借贷资金以扩大自家的工坊，并囤积生丝、亚麻等原料，以防止原料不足。
刘氏兄弟的生产规模越是扩大，就越是依赖于济民社的资金和销售渠道。没有济民社给与的低息贷款，他们就没法扩大生产的规模，毕竟这个时代最良心的贷款利息，也要月息2分。
而没有济民社的销售渠道，他们又无法尽快的回笼资金，以投入下一季的生产。在这个时代，商业活动还主要是依赖于熟人经济，开拓新市场是一项极有风险的行动。毕竟没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一个地方小吏也能让一个外地商人倾家荡产了。
嗯，像保安社这种依赖武力维持航路的海上武装商团，对于大宋商人来说完全是一个特例。大多数大宋商人出海贸易，除了依赖于自己宋人的身份外，就要看海外土邦讲不讲道理了。因为宋人控制着航运业和某些大宋特有的商品，因此宋人在海外受到的待遇还不算太差。
当然，对于麻逸、占城、渤泥等土邦来说，装备着火炮火枪的保安社船只，永远都是最优待的对象。特别是占城国，一边处于被安南侵攻，一边却正图谋着吴哥王朝，因此对于保安社不断示好，试图从保安社这里获得先进的火器。
因此，保安社能够维持的销售渠道，对于刘氏兄弟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深壕。而享受过了利用资本扩张不断获取丰厚利润的赚钱方式之后，再想让刘氏兄弟退回到过去经营土地的小农经济模式去，那也是他们兄弟所不能忍受的了。
这不仅仅在于土地收益对于工厂生产的利润过低，更在于他们兄弟一旦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就随时会被其他人顶上。对于整个济民社来说，他们兄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成员。现在在他们手下的那些湖州地主和小工坊主们，巴不得顶替他们在济民社内的位置，从而摆脱兄弟两人在生产上的控制。
当生产原料和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之后，随之带来的必然是成本的下降和工艺技术的提高。刘长发很清楚，他们兄弟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超过了湖州的几大绸缎商，成为现在湖州最大和最好的绸缎商铺，并不是他们兄弟多么有才能，而是大量的资本和诸多纺织工匠集中于他们手中而已。
一旦他们失去了济民社的支持，也就失去了济民社资本的支持；而没有了资本的支持，就无法控制住湖州生丝和外地亚麻的原料来源；没有了原料，自然也就无法养活那些工匠们。刘氏的工坊就会退回到过去自给自足的状态，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取代自己的位置去发财。
看到刘长发终于清醒了，沈敏才缓和了语气向他说道：“刘员外你也该换换自己的思路了，你们刘氏纺织工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济民社的一员，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一下济民社的利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