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约公元前1105年--公元前1046年),子姓，本名受德，帝号辛王，后世称商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毒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1]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2]
帝辛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3]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奢华的生活。加上连年征战，使兵力不足，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加上对浮获的大批浮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66年，在帝辛伐东夷之际，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浮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自焚于鹿台。商亡。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殷帝辛名受，“天下谓之纣”，人称殷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天资聪颖，
帝辛
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时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载，帝乙崩，帝辛继位。即位后的纣王，在父师长箕子、少师比十五上，时常用先公先王的赫赫功业，名臣贤相的诰言警语的劝谏教育下，也曾励精图治，以期增光先王，宏振邦。所以当时的政治也还清明，四海也还宾服。只是江淮间的夷人，还时有内侵。帝辛八年，九月甲子卜，“征夷方”，纣王决心御驾亲征，彻底制服夷人。帝都的九月，沫邑柿叶染丹，淇滨竹林叶翠。英姿飒爽的纣王，身着戎装，在大臣的陪伴下，举行了告庙典礼，接着在大校场杀牲祭旗，鸣炮启驾。只见旌旗蔽天，戈戟耀日，这时纣王坐在四马拉的战车上，在四辚马萧声中，东征大军出淇水关，越过汤汤南流的淇水，跨过滚滚北流的大河，向通行为表现黎邑（在今河南浚县东）的大道进发。在黎邑会合了诸侯发来的军队。纣王作了征东夷的誓师后，东征大军便直奔商邑（今河南商邱）而去。在商邑略事休息，第三天便向攸地（今安徽桐城县）开跋。到达攸地后，纣王接受了攸侯的参拜及军情的汇报。纣王的大军在攸侯军队的前导下即开赴前线。也许是由于王师军容的盛壮，夷方闻风丧胆，仓皇远遁。纣王的军队只和东夷的盟国小有接触，未有大的斩获。后来纣王的军队在夷方国域大肆威势之后，即于次年正月，由前线返回攸地。再入商邑。在商邑举行了告庙后，纣王的大军便走上返国的道路。在返国途中，遇上风景好的地方，便留连几于；碰上好的围场，便狩猎一番。边走边玩，兴致勃勃。直到杨花扑暮春天气，王师才回到沫都。
这次御驾亲征，大大增长了纣王的见识，提高了纣王的威望，同时也暗暗滋长了他骄横与逸乐的情绪。东征归来，沫都显得狭小了，纣王便决定扩沫都，并因城西的朝歌山，改沫都为朝歌。以后纣王即不断地向东夷用兵，由于战争的胜利，一批批的战俘不断地拥向朝歌。这些成十万，成百万的战俘，都变成了殷国的奴隶。由于纣王对东经营，跟着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到东南，促进了江、淮地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战俘的不断增加，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殷王朝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水平。殷王朝的这种“中兴气象”，资长了纣王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使他在人臣面前开始骄横起来，变得刚愎自用、他巧言饰非，听不进谏言，矜人以才能，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甚至对大臣说话，也渐声高气粗，装腔做执，渐渐地连比干的话，也听不下去。同时，生活直的要求也跟着高了起来，雕花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杯子也换成发犀玉的。有了象牙筷、犀玉杯，又要吃旄象豹胎。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而且梁要雕，楝要画，窗要镂，墙要文。摘星不足壮观瞻，又另起鹿台。原配姜氏，年老色衰，便要诸侯献美女。宠妲己，唯妲己之方是从。於是使师涓创新淫声，引进“北里之舞”。把搜求来的狗马厅物，充满宫室，杂耍百戏，俱置苑中；扩大沙丘苑台，广建离宫馆，多置飞禽走兽，供己享乐。闲来宫中无事，便逐狗斗鸡，饮酒作乐。凿池储酒，悬肉如林。让妇女倡优，裸着身子，跳互相追逐的“北里舞”，以取笑乐。每到秋高气爽，纣王便陪着妲己到西山一带去打猎，有时到更远的辉县一带，甚至十天半月也不回来。为取悦妲己，甚至周朝涉之胫，剖孕妇之腹，作长夜之饮，以至把记日的干支都忘了。从而对鬼神的祭祀也便荒慢起来。由于生活下的日益奢侈，赋税也上加重，而鹿台的府库，钜桥的粮仓，却装得满满的。
百姓日益怨望，诸侯渐有离心。于是纣王便采纳妲己的建议，以酪刑镇压人心，设炮烙以惩叛
帝辛
逆。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美女，送给纣王。九侯女不善承欢，纣王怒而杀之，并把九侯剁为肉酱。鄂侯诤谏，便脯了鄂侯。西伯昌暗自叹息，谀臣左疆告密，纣王便把西伯侯囚于牢里。这是帝辛二十三年的事。后来费仲、尤浑当政，朝政一天天坏下去。费仲好利，与宗亲争利，宗亲也不亲了；尤浑善谤，说诸侯也疏远了、西伯侯因里七年，西伯之臣闳夭，以美女、奇物、善马，献给纣王，纣王才放了西伯侯。这是帝辛二十九年的事。西伯侯回西歧后，修德行善，笼络诸侯，表面上对纣王更加诚服。帝辛三十年春三月，西伯又率诸侯入贡，纣王大喜，特赐地千里。帝辛三十三年，又特赐弓、矢、斧、钺，命西伯特得专征伐。于是西伯借此权力，暗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耆国。三伐皆胜，西伯威望大增。很多诸侯都背叛纣王而归依文王，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西伯表面上仍卑躬事纣，但纣王号令天下的权威却渐渐地小了。比干看到这种现状，忧在心中，愁在眉稍。往谏纣王，根本不听。贤臣商容往谏，甘脆把商容废斥为民。明年周人伐(今陕西县以北)，又明年伐崇(在丰、镐间)周人既清除了后顾之忧，又开拓了东进的道路。于是便把都城山歧下迁到丰邑，积极准备伐纣的大事。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帝辛四十四年，武王伐黎，(见《史记志疑》P66)并把他灭掉。黎国在今山西省上党壶关，位于纣都朝歌之西，是一个位近王畿的方国。武王灭黎的消息传到朝歌，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贤臣祖伊奔告纣王说：“天帝莫不是要结束我殷的王命？不管从人事来看，还是从大龟的神灵，都不敢告知殷的前途有什么好的征兆。不是先王不顾恤他的后代，只是王淫佚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丢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命早绝的。王打算怎么办”？纣王听后，坦然地说：“我的命不是天给的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祖伊踉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说：“纣王真的是不可以劝谏了”。从此以后，纣王越发淫乱下去。整个纣都，如盛夏的鸣蝉，似滚开的肉羹。神祗没人敬祭，宗庙不，人管理。大臣有、小人都做偷窃奸邪的坏事。犯了法的人受不到惩罚，甚至连偷窃神用的牺牲，也得不到宽容；吃了也受不到灾害。因而纣王的宗亲，没有不担心王朝命运的。结识纣兄微子启，几次劝谏，纣王都不理会。于是微子对父师、少师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江山，因为受嗜酒的淫乐，败坏祖先的美德，现在江山完了。如今连大臣、小人都干偷窃奸邪的坏事，六卿、典士也互相效法而不遵守法度。小民们都反对我们，我们的国家，真象涉大水一样，既找不到渡口，又看不到边岸，殷就要亡在今天了！父师、少师呀！我在家里心乱如麻，想离开家到荒野去，请你们不要把国家危亡的事告诉我”。箕子说：“王子，上天给我们殷邦降下灾难。使他沉酗于酒，有什么办法。他什么都不怕：上不怕天威，下不怕长老旧臣。现在殷民重赋，实际上是更快地招来敌人。商如果灭亡，我们只有殉国，我们不能做他人的奴仆。不过，我认为王子出奔，倒是一条正道，否则，我殷家宗庙陨坠，就没有人来挽救了”。于是微子出走。比干见微子去，于是叹息说：“主上有过，不去劝谏，就是不忠。怕死不说，就是不勇。有过就谏，不听就死，才是大忠大勇的人”。说着比干冒着生命危险，上殿去见纣王。一连三天，指责纣王的过错，劝谏纣王洗面革心，重整朝纲。说得纣王无言答对，却恼羞成怒说：“你为什么要坚持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支持你坚持自己的看法”？比干说：“我是希望你痛改前非，保住先王留下的社稷，是这个大义支持我来劝谏你”。纣王心想：“他如此坚持自己的看法，必定是觉得自己高明，把自己当作圣人。难道真有比自己还高明的圣人”？于是他轻蔑地看着群臣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比干认为自己是圣人，他的心真的有七个孔窍”？于是比干被剖腹在而死。箕子看到纣王如此残酷地害死自己的叔父，知道他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为了保存自己，假装疯狂，把自己装扮成奴隶模样。但是纣王也没有放过他，把他抓起来，囚禁在牢狱里。从此，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进谏了。纣王在身边佞臣的谄谀下，更加荒淫暴虐，肆无忌惮。结果朝政日益腐败，郊社不修，宗庙不祭，一味以奇巧异能，博取妲己的喜悦。殷太师疵，少师疆看到纣王如此对待天帝、祖先，知道殷朝的天下快要完了，便偷偷在抱着祭器、乐器，逃往周国去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一年，武王看到纣王荒淫无道这地方，亲也叛了，众也离了，知道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能不伐灭他了”。十二月癸巳，周武王遵文王遗命，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由镐京出发，东征伐纣。师行二十五日，于丁己日到达盟津，在盟津大会诸侯。与会诸侯有庸、羌、、徽、彭、濮等方国，周师联军合计兵力达三十多万。周武王作了伐纣的总动员，即《牧誓》。武王从上天设君谈起，继数商纣罪行，最后谈到自己这次伐纣是恭行天罚；指出纣恶贯盈，代纣必胜，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戊午日，整个联军渡过大河，周武王循诸侯的请求，再作动员。指出商纣不以夏亡为镜子，而且罪恶超过夏桀，是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不以一心一德，以立不世之功。戊午的次日即已未日，这天正是冬至。黎明的时候，周武王亲自检阅了联军，在北上之前，武王又作动员，再次说明伐纣是恭行天罚，要求百夫长以上的军官，都要果毅勇敢，帮助自己的君主，多立战功。盟津离纣都约四百里，已未离癸亥只有六天。他们於是“选马而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进军速度。终于在癸亥日，“朝食于戚，暮宿百泉”。在共邑百泉，埋锅造饭，稍事休息，大军便向牧野进发。周师联军到达牧野，已是“厌旦”时分。周武王下令停止宿夜，士卒欢乐歌舞，以待天亮。
当周师东来时，纣王曾使胶鬲在鲔水候周师，诘问去向。当纣王知道周师要进犯京师的消息后，不禁拈须大笑说：“你周，也不过是一个要方里的小国，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岂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所以，纣王把武王的兵犯朝歌，根本没放在心上。另一方面，纣王伐东夷的战争，由于后来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战术，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东夷终于被征服。捷报传来，纣王喜上眉稍，朝歌一片欢腾。从前线遗来的战浮，正源源不断地送来京师。加上时值腊尽，朝廷上下，一方面张灯结彩，桃符换新；一方面又要准备隆重热烈的祝捷盛典。至于如何对付东来的周师，看来纣王还没有来得及排上日程。进入新春，纣王君臣又接连数日，在鹿台忙于计功授勋，大摆九龙盛筵。欢庆征伐东夷的胜利。纣王把周师东来的事，早已忘在了脑后。直到周师兵到牧野，军报传来，这才惊散了纣王君臣的欢宴。纣王仓皇从鹿台下来，乘车来到牧邑的黄土岗上。天色已近黄昏，临时筑起高台，远望周师，但见牧野篝火处处，光烛夜空，犹如火的海洋。周师的人数，大大出乎纣王的意料之外。这时纣王才洒意初醒，火速返回朝歌，组织兵力迎战。但由于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在远离京师的东夷前线，只好把从东夷前线遣来的战浮及大田奴隶，临时整编起来，作为前锋；把京师小人及京师宿卫军，作为后卫，开赴牧野。两军对垒，看起来纣旅“其会如林”，人数大大超过周师，但纣旅的士气，却极为散涣。
帝辛五十二年正月甲子，天色微明，但见周武王在文王木主前，举行“岁祭”，接着武王左拄黄钺，右执白旄，到军前作战前誓师，说：“举起你们的戈，提起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听我誓师”。武王的这次誓师即《牧誓》，其中除再一次揭发纣王的罪行外，特地举出了纣王重用四方逃亡的罪囚这件事，这是最能触及方国诸侯对纣王仇恨的。继而武王又一次表白了自己是恭行天罚。并宣布了战争进退击刺的节制，以明陈战纪律，以期获取全胜。誓师之后，武王令师父与百夫，到商军阵前挑战。於是尚父率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五百人，虎贲三千人，冲向商军。冲陈的周师如貔、如貅、如熊、如罴；而纣王的军队，却没有决战之心，相反地倒是希望武王的军队，更快地打下朝歌。所以尽管纣王左右挥动他手中的令旗，命令前锋应战，无奈商军前锋不唯不前进，相反都掉转矛头，向后杀去。商军阵脚大乱，接着武王的军队掩杀过来。纣王的七十万大军山倒坡滑，一下子溃退下来，直到朝歌外城。在玉门关外，纣王重整队伍，作背城一战。于是由小人与卫宿军组成的商军后卫，与倒戈的奴隶及周师联军，展开了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血流漂杵”，沧河水赤。结果玉门又败，纣王逃入鹿台，想登朝歌寨据险而守。周师联军，攻下金牛岭，也冲进鹿台。在鹿台，双方又作了最后的拼杀。由于周兵身披有“阙巩之甲”，商军后卫的弓箭，阻止不了周兵的追击。结果纣王在兵撤朝歌寨途中，被武王擒杀。武王的大军国，当天便进入商国。甲子次日，周武王命人打扫了通往社坛的道路，祭祀了殷社。史佚宣读了书祝文，武王再拜叩首，宣布了这次革除殷命，是奉上天的明命。最后，周武王把象征国家的九鼎，由朝歌迁往镐京。于是，这个立国六百多年的殷商帝国，在殷纣的手中，就这样被一个地方百里的部落氏族给推翻了。
帝辛在位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十二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是帝辛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帝辛对东夷的战争，使商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由于军队不足，帝辛才仓促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奴隶思念家乡，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朝的灭亡。
红盖头的由来
传说，商纣王时期，有个力能扛鼎勇冠三军的将军，名叫闻仲，是纣王的叔叔。商朝一多半的江山都是靠他打下来的，纣王十分敬重这个叔叔，文武百官对他也都是服服帖帖。唯独有一样，闻将军怕老婆是出了名的，朝野皆知。
有一次，闻仲打胜仗凯旋归来，纣王率文臣武将亲自到郊外迎接。然后大摆宴席，为他庆功。席间，有个同僚竟跟他开起玩笑，说他怕老婆。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闻仲方才的得意之色顿然消失一大半，讪讪地不知如何应答。
群臣耍笑叔叔的这一幕，纣王全看见。一向暴脾气的纣王暗想，叔叔真的怕老婆到这种程度？我倒要看看我的婶婶长什么模样，怎么对待叔叔。酒终人散，纣王回宫换了一身平民衣裳，微服摸索到太师府。刚走到叔叔家门口，透过门缝，他就看到，一向高大威武的叔叔，正半跪在婶婶面前，给夫人请安。
纣王没法再看下去了，扭身回宫。第二天，一道圣旨传达下帝辛来，命满朝文武官员，统统带着夫人一起上殿，不得借故不来！官员们不知就里，都乖乖地带着内人前来，齐刷刷一片像办集体婚礼，这其中，自然包括皇叔闻仲及其夫人。金殿内，文臣武将们携夫人参拜过纣王，刚要落座，突然听见纣王向身边武士喝令道：将那个可恶的女人押上堂来！目光凶凶，挥臂指向闻仲身边的婶婶。
闻仲夫人被几个壮汉扭胳膊搂头地从人堆里押上台前，纣王起身，呵斥道：我叔父出生入死，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别说其他臣子们个个对他恭敬佩服，就是孤王我，也对他另眼高看，十分敬重；你一个妇人，何德何能，竟敢在家里欺负羞辱他；一个堂堂的将军，半跪在你的面前，成何体统！此前听说过叔父在家怕你，我满以为是玩笑，昨日亲眼得见，真是令人发指！
训斥完，纣王当即下令：砍掉这个妇人的头！武士手起刀落，婶婶的人头被齐颈砍下。妇人脖颈处鲜血直冒，武士拿来一块白绫裹于其上，殷红的血转眼就染红三尺白绫。纣王当即发布号令：为借此染红的绫绸警示天下女子，婚后不再羞辱小看男人，自今日起，但凡女孩出嫁，头上一律都要顶着红绸，遮盖头脸，入住夫家，听候丈夫使唤，尽心伺候夫君！新娘红盖头的习俗，就是这样形成并一代一代传下来。
父亲：帝乙
兄弟：宋微子、宋微仲、子期
妻子：王后妲己（有苏氏女，为纣王所爱，生武庚。纣王自焚后被杀）
王后姜氏（生卒不详，死于妲己入宫之前）王妃杨氏（杨玖）
儿子：武庚（禄父）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在《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盘庚迁殷后改国号商为殷。而周人称殷商，多少有些蔑视的意味。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代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爪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帝辛之败有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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