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传庭、贺时雨撤回了各路围剿流贼的马步军，并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精锐边军骑兵离开了静乐城和宁武关一带，北上作战之后，一直隐匿在静乐城与宁武关一线西面群山之中的贼头们，终于盼来了他们苦等已久的良机。
就在延绥镇骑兵人马北出宁武关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这些在岢岚山中困顿已极，已经快要活不下去的贼头们，突然从群山之中窜出，分作了三股，沿着冰冻的河谷，快速率部西奔。
十一月二十七日，来自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和镇西营副总兵李卑的紧急军报，被一队疾驰而来的快马，送进了居庸关中，送来的正是这个流贼出山逃窜的消息。
不过，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多么慌张。
因为他知道只要吕梁山北段芦芽山、岢岚山中的流贼一天没有完全根除，这个日子就早晚都要到来。
因为李邦华、孙传庭和王国梁等人所率领的大军，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建虏及其蒙古仆从军，在大同镇的辖地之内大肆掠夺之后再让他们安然返回。
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了。
所以，当他接到这个隐隐约约一直都在担忧着的消息之后，并没有如同身边众臣那样扼腕叹息或者惊慌失措。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历史上，北面的建虏与西北的流贼一呼一应，共同搞垮了大明朝。
每到大明朝廷抽调了辽东以及九边的强军悍卒南下剿匪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建虏铁骑，就会适时地在辽东或者大同、宣府等地发动进攻。
而且每当大明官军在剿贼的战场上取得了优势，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建虏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大举入侵，通过破边而入调动大明朝的军队将重心转移，从而每每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流贼，再一次逃出生天。
这一切，或许真的是巧合，然而更加可能的则是建虏的有意为之。
西北流贼的那些头头脑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视野，但是建虏的高层，特别是在一大堆汉奸文人辅佐下的黄台吉，却有着这样的谋略。
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在镇压流贼与抵御建虏的问题上，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虏后金国的高层牵着鼻子走，也使得大明朝仅有的几支可以称得上强军的军队，不得不在抵御建虏和镇压流贼之间两面作战，疲于奔命。
到最后，不仅流贼没有根除，而建虏也没有打败，倒是这几支强军，在一次又一次的两面作战、疲于奔命之中，被折腾得散了架，最终全部消失在剿灭流贼或者抵御建虏的战场之上。
曹文诏麾下的辽东军如此，孙传庭麾下的秦军也是如此，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还是如此。
所以自从穿越以来，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在极力地避免两线作战，至少在大明的北方，要坚决避免两线作战。
也因此才有了在剿灭流贼的时候，对建虏后金国的各种忍让、纵容。
也因此才有了在备战建虏后金国的同时，暂时叫停了对吕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贼的全力围剿。
包括这一次，在反击建虏的关键时期，他也不想因为芦芽山中那些流贼的出山西逃，而叫停李邦华、孙传庭等人的大军出击。
对于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来说，面子问题固然重要，却重不过汉人的江山。
只要这些流贼往西逃，不管为首的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马守应、张献忠，他都不是很在乎。
因为在这个时代，贫瘠的西北之地，是成不了大事的。
特别是如今的陕北一卫一州一府，一卫即榆林卫，一州即绥德州，一府即延安府，这三个地方人口本来也没有多少，经过了天启七年以来持续数年的饥荒、战争、疾疫和屠杀，总体人口大为减少，十成已经去了七成。
再加上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垦，袁崇焕在宁夏黄河东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垦，陕北这三个州府的流民人口，已经所剩无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这些人再能折腾，没有了大量的饥民流民，他们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
所以这一次，收到了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抚张晓等人转递的紧急军情，崇祯皇帝依然选择以反击建虏为重，并没有立刻派人传旨大军已经出击边外的大军南下，去追击窜回陕北的流贼。
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时候，又有一封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被坐镇西安筹建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内臣高时明和镇抚使胡一魁联名，送进了居庸关的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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