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举？”
让群臣推举宰辅？
向太后咀嚼着韩冈的提议，一时反应不过来。
王中正更是大皱眉头。
举荐之事，世所常见，也是朝廷除磨勘铨叙之外，任用官员的重要渠道。但举荐从来都是高级官员举荐低级官员，没有说由一群低品官员推举出一名高官来。
就像宰辅和各路监司长官推荐僚属，御史台的正副和翰林学士举荐谏官，无一例外都是高官举荐，所以才会有宰辅门前的车水马龙，所以才会有罗织党羽之说。
方才向太后让韩冈举荐，也是因为韩冈是确定要入两府。而且若将站在西府班中的宣徽使也算作是宰辅序列，韩冈等于是两为辅弼，已是宰辅中的老资格了。
可是让低级官员推举高级官员，就不一样了。
这往大里说是乱上下之序，平常而论，也是有悖常例，属于非常之举。
如果韩冈直接推举朝廷中的哪位重臣，那还好说。可如今让朝臣公推宰辅，后成了惯例，州县亲民官是不是也可以由当地衙门里的幕职选出，各路监司是不是由本路州县官选出，各军将领，是不是也能有样学样？真要变成那个样子，这朝廷还怎么统治天下？
一帮人推举一人上位，五代时候倒是多见，本朝天下明面上也是着么得来的。现如今，一群盗匪共推一个头领出来，又或是乱党想要个能顶罪的傀儡，推举一个倒霉鬼上来，这样的例子也不鲜见。
王中正久在军中，对军队里面的积弊了解不少。
朝廷一向是厚遇武将，而苛待士卒——相对于普通士兵，对中高阶也就是有品级的武官的待遇，绝对算是宽厚了，所以有意叛乱的武将几乎没有。
本朝绝大多数兵变，都是由底下的士卒因受欺压而开始。在他们起事后，是要挟长官一起叛乱。如果，就从普通军官中推举一人出来，最后朝廷招安，领头的死罪，下面的士兵运气好的话就能逃得一条命。
就像当年太祖皇帝，在陈桥驿黄袍加身，有说法是早有准备，当时只是故作姿态，但也有说法，赵匡胤是为下属裹挟，在那种情况下，退让不得——即便太祖皇帝事先全不知晓，当亲弟弟和下属拿来了黄袍，他难道还有推脱的可能吗？
这就是五代的惯例。而五代的习俗，有很多延续到今。兵卒裹挟上官的例子，王中正随手就能举出十几个。
当年曾经经历过的广锐军兵变，吴逵虽被称为元凶罪魁，可实际上兵变开始时，吴逵还在监狱中，是他手下的将校们见他无辜下狱兔死狐悲，更重要的是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才会起兵反叛，从狱中劫出了吴逵，裹挟他一起叛乱。
仁宗时保州兵变，也就是郭逵扬名立万的一次叛乱，也是士卒先行叛乱，将几名将领架上去做头目。不肯从贼的几名军官，没一个能活下来。
而类似的情况，五代时更是多如牛毛。当底下的兵将黄袍拿出来后，双方就都没有退路了。太祖皇帝要么穿上去，要么就要眼睁睁的看着众叛亲离。
不过就在王中正满腹猜疑，揣摩着韩冈的用心的时候，就听见韩冈的补充说明。
“臣之所谓推举，只是提供候选者以供陛下参考。方才臣也说了，不论太后是准备用在东府，还是西府，只要确定何处有阙额，便让公推出三人，由陛下在其中挑选一人。”
也就是说，最终决定权依然还在天子或代掌天子权柄的皇后、太后手中。
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也走不了千里。现在只是顺便脱身，利用一下机会。潜移默化，才是正道。
何况他的最终目标从来就不在这里。
所以韩冈并不心急。非要弄出什么通行数百年的制度来，那样的人或许有，但绝不是行事极端现实的韩冈。
王中正感觉这样听起来就好些了。不过另外还有种感觉，就是觉得韩冈这是不愿意接受宰辅的举荐之权，然后临时想到的变通办法。
在一转念间，王中正已经想到韩冈到底是从那件事上得到的灵感。
如今蹴鞠和赛马两大联赛，其中的会首选举，即是一人一票。如今用在宰辅的人选上，也不算是别出心裁。如果韩冈的意见传出去，世人只认为韩冈这是在用民间之故智。
荐举之权，看着是好事。但要荐举的对象贵为宰辅，臣子就不可能将这份权力拿到手，一旦传出去，必为众矢之的。宰相那边能答应的可能也极小。就算通过了宰辅，选了合乎自己心意的人选。但他举荐上来的人，说不定会反过来落井下石，以避嫌疑。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王中正想着。总比韩冈自己来选，能少去大半非议和争论。
“哪些人来推举？”
向皇后没王中正想得那么多，但大体上还能了解一些。
“既然是为了两府，备选者至少得有两制官的资格，而推举者则不能局限在两制官中，至少得侍制以上官来参与，否则也称不上是众望所归，只是少数人的私相授受。”
“两制……侍制以上官……”向皇后慢慢琢磨着。
内制翰林学士、外制中书舍人。即是官职，也表示等级。就跟侍制一样，过了侍制这一条线，就是重臣。
通常两府晋用新人。若不计外路，只看朝中，三司使、开封知府、御史中丞，以及翰林学士，都是在备选的行列中，尤其以翰林学士居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