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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然记忆力超好，这是化名为约翰逊的佐尔格先生训练出来的，他很快就把近三个月以来他和父亲去过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可能与抗联或者满洲省委的同志接过头写了出来，他有把握无一遗漏，无一错误。
伊万诺维奇大尉拿到张思然写的材料，就让翻译复录了一份交给抗联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去查证。
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还是强烈把张思然押送到边防支队去，但是伊万诺维奇大尉再次拒绝了他，并且告诉他，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要来人处理这件事。
政治指导员才嘟囔着没有再提送走的事情。虽然边防军并不受苏联红军管辖，而是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远东边疆区，边防军在情报工作上面同时也接受第四科的指导。
实际上除了苏维埃最早成立后的极短时间，工农红军组建后，边界守卫任务临时由红军负责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名称各异的边防军负责边界守卫。
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隶属于新组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称作国家安全总局。苏联边防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边防与内务总局”（GPVO）领导指挥。张思然越境后的次年（1939年），该总局改为“边防军总局”（GPV）。
一九三二年四月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长（当时还叫情报科）卡尔波夫大校调回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瓦林上校来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四科任科长，苏联驻中国广州武官伊利亚钦克上校和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加伦将军秘书纪略夫中校任副科长。
伊万诺维奇大尉给洛特尼克夫中尉说那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联系上第四科，因为他必须找到伊利亚钦克上校本人。幸好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的性格犹如他的姓那样，像铁匠一样粗暴简单（洛特尼克夫这个姓就来自于铁匠），并没有去查证站长说话的真假。
伊万诺维奇大尉第二次给位于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加宁大街102号的苏联红军特别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打电话，终于找到了第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克上校，把情况说明后，表示张思然精通多门外语，熟悉东三省各地情况，适合做情报工作。
一开始伊利亚钦克上校兴趣并不大，他手上掌握大量的中国情报人员资源，可以从抗联和满洲省委手上要人，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劳动大学也不断有受过培训的中国情报人员以苏联红军军官身份派过来。
当伊万诺维奇大尉告诉他，张思然并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抗联战士。伊利亚钦克上校听到这个情况，就有了兴趣了。
张思然如果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这两种身份中任何一种，按照共产国际与中共满洲省委的约定，人还得算他们的，但可以接受我们的指导并为我们工作。
伊万诺维奇大尉继续说：中共方面很快就传回消息，中共满洲省委已经证实在张思然写的证明材料上，那些时间和地点，确实满洲省委有一名交通员与抗联进行了联系，证明确实有一名本姓张，化名为老冯的交通员，也确实一直带着一名小伙计，不过满洲省委并不知道这名小伙计实际上就是老冯的儿子。
而且，从兴安警备军传出消息，前几天，在二卡交通线附近进行巡逻的巡逻队，打死了一名中共的交通员，而且把他的头砍下来，在满洲里的一个小镇的那里悬挂了好多天，现在还悬挂在那里，已经拍回来照片了，通过中国同志现场辨认和照片辨认，确定就是满洲省委的交通员。
伊利亚钦克上校现在对于张思然很有兴趣，虽然在满洲国，有满洲省委，有抗联组织，还有直接由远东特别红旗军第4科派出的大量情报人员，但是在他眼里，无论是满洲省委还是抗联，虽然现在说他们主要是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特别红旗军第4科的领导，但是他们同时也接受中共的领导，而在一个情报人员看来，拥有两个上级，意味着泄密的风险增加10倍不止，虽然在共产国际那些官僚眼里，这种方式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国际主义，但是情报人员出于本能的排斥这种双重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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