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以北、淮水以南的扬州北部，在以往素以富庶著称。
但如今的淮南，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描述最是恰当不过了。
这倒不是曹魏占据淮南后暴政所致，而是源于多年的刀兵不休，导致黎庶多有丧乱与迁徙避祸的结果。
如生性骄奢淫逸的袁术割据淮南时，便横征暴敛，以致江淮一带黎庶多饥死，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待袁术罪有应得灭亡后，原属麾下无所依、各自为政。如孙策所置的庐江太守李术攻杀扬州刺史严象，令梅乾、雷绪、陈兰等皆聚众数万依险自守。
江淮纲纪无存，黎庶百姓朝不保夕，唯有依附豪帅遁入山林或避祸他方。
赤壁之战后，天下局势大致显朗。
魏武曹操开始经营淮南之地，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建立州治、施善政屯田养民，故而遁入山林的黎庶多有归来。而聚众江淮拒不臣服的豪帅，则是被夏侯渊督兵攻破，有的兵败身亡，有的携兵挟民改投他方。
如庐江雷绪，便率兵卒及其家属五万多人来荆州，投奔刚夺得荆南四郡的先帝刘备。
只不过，几经丧乱的淮南，并没有就此令黎庶安居乐业。
襄樊之战前，江东与曹魏多有在淮南爆发战事。
时魏武曹操多番用兵于雍凉与汉中，且自忖水军难与江东争锋，便以难救援水网纵横的淮南为由，不顾蒋济的谏阻，强令江淮之民尽数迁至淮北，以免为东吴所用。
此举令刘馥的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穷数年善政，刘馥方为魏国增加了十余万黎庶聚集在寿春一带。
但曹操的徙民令一出，这些黎庶皆恐沦为淮北豪右的僮客、官府屯田的奴仆，故而皆举家逃亡入吴国，聚集在庐江郡皖城等地。
亦是说，如今的合肥至淮水一带几无百姓定居。
如此状况，也给予了江东在此番阴袭的调度中遣偏师入淮南，无需担忧被黎庶发觉而惊动魏军的便利。
这支偏师入淮南的意图，并非参与攻打合肥抑或围困寿春城。
且不归陆逊抑或朱桓节制。
乃是奉吴国太子孙登之命，建业出发渡过大江抵达对岸的全椒县（江淮丘陵），兵锋直指介于合肥城与阴陵县之间的平原地——乃是魏国曹叡先前诏令再复魏武曹操时的屯田制，让胡质与夏侯献在扬州所设的屯点地。
亦是说，这支偏师的意图乃是趁着秋收刚罢、魏国屯田的粮秣未转运他处时前来劫掠物资以裨补军用。
且也算是策应了孙韶与张承部，一并分担魏国青徐二州援军南下合肥的压力。
更准确而言，乃孙权帝王制衡心术的彰显。
因为他已然年过五十了。
培养储君的潜邸之臣、为储君日后继位安稳过渡等绸缪，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毕竟，天下丧乱多年，人心早就不古。
就连仁义之名传唱四海的昭烈刘备，在崩殂后都有南中各郡叛乱之事发生。
孙权再怎么自负，都不可能觉得自身比昭烈刘备更得人心，更不敢将孙姓基业传承的冀望寄托在江东群臣的忠贞上。
是故，他遣诸葛恪与陈表两部为陆逊大军前部后，还让如今在建业监国的太子孙登，将其他潜邸臣子也派往淮南历练一番，沾点功绩、搏些军中声望。
孙登所掌的兵权并不多，除去戍守京都的必要兵力外，仅能挤出两千余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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