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爷出生时，家里在津门已经拥有，整条街的房产和大量的实业。
他从几岁开始，就喜欢刷枪弄棒的，家里有很多习各种拳脚的的武师，也多喜欢教他个一招半式，但他始终没入一门拜过正式师傅。
直到他十岁那年看到租界的洋人打拳击，一下就疯狂地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他从此后，每天不是对着沙袋挥拳，就是对着大树出拳，父亲看他如此喜欢拳击，就给他请了一个洋教练，到他十七八岁时，家里的武师，已经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傅大爷的父亲，为了让这些武师陪练，开出了优厚的价钱，陪练的给一块大洋，在陪练中受伤的给五块大洋。
结果这价码一出，经常有人主动找着受伤，他在家就更没办法练拳击了。
傅大爷没办法，开始离开家，在全国游历，边去各地拜师，找拳击高手学习，边以拳会友的和同行切磋技艺。
直到一九三六年，他二十五岁那年，获得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拳击比赛的资格。
那一届奥运会是在德国柏林举行，在出国的前一天，他找到津门手艺最好的纹身师傅，在手背上纹下这朵梅花，一朵当时中华民国的国花。
在柏林奥运会上，这是华夏第一次，参加奥运拳击比赛这种现代运动，傅大爷虽然没有在拳击比赛中拿到名次，但他在拳击场上的顽强拼搏表现，彻底改变了，一些西方人对东方人并不适合这项运动的观念。
从柏林回国后，接着就发生抗日战争，傅大爷又义无反顾的参加了国军抗战，一直在战区参谋部任职，负责联络协调友军八路军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不愿意同胞打同胞的他，毫不犹豫地解甲归田，开始负责家里在津门的生意。
四九年后，经过公私合营，傅大爷把家里所有实业生意都献了国家，可就这样，也没能贩赎他们一家人的命运。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小将们，去抄傅大爷的家，傅大爷的老父亲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小将们只一个冲锋，就完成了消灭这个黑帮分子和大资本家的任务。
傅大爷那时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可年龄并没挡住他的血性，他愤怒的拿起毛笔，连夜写好标语和传单。
第二天一早就上了大街，边撒传单，边贴标语的控诉红卫兵的暴行。
当时这种行为是极端的犯罪，他被大街上的革命人民群众擒获，将他扭送进派出所。
结果傅大爷，既没有进监狱也没有被劳改，而是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直到七八年才被释放。
当被释放时，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被折磨的骨瘦如柴，连走路都已经不能再行走。
由于傅大爷并没有子女，而兄弟姐妹又都在台湾那边，看守所无奈的用三轮车把他送回了家。
傅大爷在一些老街坊的照顾下，身体才慢慢康复，可再也没有了往日那种，拳打南山猛虎的雄风。
傅大爷为远离那个即是自己的故乡，又是让自己家破人亡的城市，在八零年的时候来到冀中市。
吴继听完付大爷的叙述，仰头望着那，不曾留下过任何历史痕迹的星空，想起前世的监狱生活。
那是一种，你不把别人变成畜生，自己就得变为畜生的岁月，在那里你只有成为更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去。
吴继更感叹在天下大势面前，个人渺小如蝼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吴继伤感的问道：“师傅，后来被没收的那些家产还回来了吗？”。
“还回来一些，房产啥的想藏也藏不了，都还了，就是可惜了一些家藏的字画和瓷器啥的，基本上都不见了踪影。
唉，无所谓，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它用在正地方算是财富，要是用在歪地方，那就是催命符”，傅大爷淡泊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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