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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还有个这里为中心，泉州以北的沿海地区，不对，应该说是全部福建以北地域，商人们凡是参与到出口贸易的，一般都会把货运到猴屿港交易。品书网（WW .VDtM）除了福建本地的，江西以及浙江很多的商人也不远千里将货物运到这边来，加上了运费，到这边仍然大有赚头，而且基本上不担心货出不了手。这些商人来自天南地北，大部分彼此都不认识，每个远道而来的商人都想尽快的把手中的货物出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像四海茶庄那样的交易中心就出现了。
交易中心最主要的作用并不是为港口赚钱，在原先的月港，四海茶楼还是要交上一部分钱给官府的，不过猴屿港这边，耿精忠为了加速发展，对这些开店的小商铺并没有多征税，甚至可以说，税率极低。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本来就打算时机成熟，也就是猴屿港发展的差不多的时候，开始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进出口贸易。他也有学习的对象，后世的海关制度就很不错，虽然自己知道的不多，但是结合这个时代的精英，还是可以商量出一个不错的制度的。现在耿精忠帮了四海茶庄一把，为的也就是让到达港口的商人可以更快的找到交易对象，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手货物，他们也就能尽快的离开港口，这样显然有利于提高港口的利用率，同时也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商人前来。
耿精忠在一开始的时间，并没有想到交易中心对一个港口的意义，只不过前世的见识和阅历让他本能的感觉四海茶庄的运营模式有问题，所以才绞尽脑汁一番思考，帮助了一把四海茶庄。这些想法在后世人看来，其实都是些很老套的东西，比如将交易信息公开挂出来，然后让所有需要的人自己去挑选。最常见的就是后世的股票，耿精忠也就是学的这一手，不过这个简单的办法放在眼前这个时代，却显得极为新奇和超前。
耿精忠提出的这些思路、想法，再加上经验丰富的吴家主加以完善，于是一个对茶庄全面改革的方案就出现了。吴家主的速度也够快，经过一天的调整。马上便开始实施了。按照吴家主这位经验丰富的经商大家的估计，这一措施的推行。肯定会让四海茶庄中的交易量大增，从而增加四海茶庄的利润并且王爷想要的港区内的货物吞吐量也必将大涨。
耿精忠对吕宋岛动手，使得这一段时间的南洋货物紧缺，到处都是在寻找货源的商人，鲲鹏商队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全力跑南洋的航线，接下了大量的订单。这没几天的时间，求购榜上比出货榜上还要热闹几倍，整体的日成交量是以往的十几倍不止。不过这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爆发出来而已，等到过了这段爆发期后。每天的交易量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不过就算是下降，每天的交易量也会是以前的十倍左右。交易量翻了好几番，也就是说，一批货物从到达港口到交易完成，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为原来的几分之一，需要洋货的商人也能极快速的收购到自己需求的货物。这样一来，商人双向的选择都很快，港口的利用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几倍，商人在同样时间内跑的次数就可以多了，那么利润也就自然比以往更大了。
福州，耿王庄。耿精忠的王府。在马尾这边忙完了，又帮了吴家一把，随即耿精忠便返回了自己家，经常在外面跑，总觉得亏欠家人的，这一段时间安静了，也就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随着猴屿港的贸易量大增。商家们在港口忙的热火朝天，耿精忠却一直在家里陪着不到四岁的儿子。一连十来天，耿精忠白天陪儿子，晚上陪老婆，都乐不思蜀了，不对，是乐不思军营了！
休息够了，耿精忠当然就想起了正事。对于海外贸易，耿精忠早就酝酿想成立一个专门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表露出来，现在马尾海军已经足够强大，对面的郑家也不敢支毛，南洋马尼拉拿下了之后，可以说东亚沿海基本上就是耿精忠的地盘。
“姚先生，本王想成立一个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也就是以前的贸易使司，你觉得怎么样？”姚启圣接到耿精忠的命令，马不停蹄的便来到了王府，这坐下没多久，耿精忠便开门见山的说道。
“属下赞同王爷此举，现在福建的港口贸易看似繁荣，其间的弊端却是有不少，没有一个有力的机构统一管理，以后便会越加混乱。自前明开始，沿海洋禁已经施行了两百多年了，一直以来是都是作为朝廷的既定国策，我们福建顶着巨大的风险，开海通商，却还没有自己的机构，这是不正常的，属下也准备过段时间向王爷进谏的！”姚启圣一听原来是这个事情，脸上不由的浮起笑容，王爷果然还是考虑周全的。
禁阻私人出洋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亦称“洋禁”。始于明初，在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销。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间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峻法。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
成祖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永乐年间对朝贡贸易的违禁事件，成化年间对官吏私通番国的贸易事件，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正德、嘉靖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渐次到东方寻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晒水渍货物为由，强借澳门。他们盘踞澳门，不服“抽分”，贩卖奴隶，危害明朝主权。并转向福建、浙江沿海管理违法的贸易活动。当时管理海上贸易者获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与商人相勾结，凭恃权势和厚资，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诱破产贫民出海。或违禁“私造双桅大舡下海”，有的则“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
有的舶主更“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盗。有些豪门世家、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仅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而且勾结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掳掠杀害中国人民，构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即贡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
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无法禁绝。同时，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而正德、嘉靖年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初。旧日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朝廷在舆论影响下，才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
开放洋禁，即等于明政府允许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存在，这使参加海外贸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们凑集资金，建造海船，装载土产，径往东、西洋，与海外诸国贸易。朝廷的商税也因此不断增长。漳州府在万历三年征收税银六千两；万历二十二年则征收银约三万两，增加五倍。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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