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世唯站在窗边，注视着繁星闪烁的夜空，一钩冷月渐渐变圆，想想已近四月末，离“七七事变”还剩两个月时间，而现在华北局势复杂而危急！
在后世他阅读过一些史料知道，作为华北主政者的二十九军军长宋择元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政治拉拢和诱降下，举棋不定，态度不明，一方面具有军阀割据思想，拥兵自重，希望掌握华北军政实权，幻想通过与日本人交涉保留自己在华北的控制权，另一发面看不清日本方面以和谈掩饰作战的图谋，疏于构筑防御工事，盲目撤退守军，造成一种“不战不和”的尴尬状态，以致于日军进攻后，宋择元才命守军仓促应战，造成平津迅速沦陷，华北沦入日人之手，作为主政长官，他举措不定，造成华北当局疲软无力，进退失据，不无原因。
对于华北之局，主政长官之昏聩和割据思想，他即便将日军大本营在华北扩大侵华作战的时间、兵力部署等报告奉送到宋军长案头，也不一定能叫醒一只昏聩的狮子，国民政府军在华北的失利，这是他无法阻挡的历史方向！
但对于淞沪抗战，他大有可为，基于“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备战，他的情报将受到国府高层重视，他记得相关史料上记载了相关史实，在“卢沟桥事变”后六天，常校长致电宋择元，措辞强硬：“柳条湖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保持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予地方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稳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随后，常校长在庐山紧急召开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可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投入了全面抗战的部署，随后，在淞沪战争爆发后七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指挥抗战的最高统帅部，将与日军展开作战的区域化为五个战区，其中第一战区在河北及鲁北地区，司令官由常校长兼任，辖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第二战区在晋察绥地区，司令官为阎西山，辖第六、第七、第十八集团军；第三战区在京沪杭地区，司令官为洪玉祥，后改由常校长兼，辖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第四战区在闽粤地区，司令长官为何英钦，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第五战区在鲁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由常校长兼，后改由李中仁为司令官，辖第三、第五集团军，另将西南各省部队编为第一、二、三、四四个预备军，随时调令。
随着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战局规模扩大，中国战区后面又几经调整。比如在1937年九月以后，又在津浦路设第六战区、在长江下游沿岸布放第七战区。
白世唯脑海中冷静地梳理着历史的时间轴，按照特务处的活动重点，他将来的战场势必在第三战区的京沪杭地区，在上海滩沦陷后，他们这些特工将被刀斧手派往京沪杭敌占区，开展对日情报搜集、敌后破坏以及敌后锄奸工作，彼时形势的严峻比之战前不言而喻，他们将潜伏在危机四伏的敌占区，将刺刀插入日军特务组织和日本驻军，配合中国军队正面战场进行敌后侧击！
冷静地权衡利弊，白世唯调整自己的战略，将日后的情报战重心由战前获取日军的战争阴谋转为战后对日军各派遣军作战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等军事情报，以及对日军内部进行分化、破坏！
要获取日本的军事情报，必须打入日军内部，安插内线，联合苏联间谍和日本国内的一部分进步反战力量，将他们团结在自己的阵营，收为己用，为自己提供日本国内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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