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零零的吕乔，在法警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五楼的，挂了牌子的起诉科。法警推开其中的一扇门，叫吕乔进去。
这是一间大概在十八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墙面都用隔音材料做了修饰。常在警匪片的电影、电视中审问犯人才能看到的摆设就真实地显露在吕乔的面前。此前，多次在反贪局，都没有见过这种环境的她，有些惊愣。抬头望望，墙面的四个角都装有摄像头。吕乔明白，在提审时这些玩意儿就在同步录像。它带给犯罪嫌疑人的是一种震慑，抑或是一种肃穆。而此时的吕乔并没有被震慑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场合比较正规而已。吕乔想，自己经历了那么多，逃犯都当过了，还会惧怕什么呢？倒是自身的委屈占据了她的全部，包括每一根头发丝。
提审的人还没有进来，法警给她解下了手铐，指指那张独立放在屋子中间的椅子，示意她坐下。
吕乔点点头，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法警站在身后，静静地陪着她。
院子里的那一幕，到现在才在吕乔的脑海里经过：沈非难道没有回上海？如果他回了上海，为什么又会回来？是因为孩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一连串的问号闪过她的思维。其实，在她离开沈非的眼睛即将转身的瞬间，她已经感觉到了沈非眼睛里滚烫的泪水。但是她不愿意再想他是否会真的流泪。她觉得自己现在挺好，悲戚地活着，痛苦地活着也是一种活法。
有一点吕乔可以肯定。正像谌所长所说，今天的提审，肯定是做了安排的，否则不会连沈非都出现了，还有张君毅，还有自己不认识的其他人。想到这里，她的心更安静了。“过好每一关，”她告诫自己。
提审的检察官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共两人。既不是李平，也不是章立明。
“吕乔，我们这里是起诉科。根据反贪局移送的起诉材料，我们对你的案件进行了系统的查阅。现在请你如实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位年纪稍大，比较和蔼的检察官说道。
“我会如实回答。”吕乔点点头。
“你在担任上海xxxx公司n市公司总经理之前，有没有与该单位签订合同，或者是合约？”
“没有。”
“他们有没有为你提供业务经费？”
“有。”
“业务经费中是否包括了你的工资？”
“没有。”
“上海公司为什么没有与你签订合约或者是合同？”
“不知道。”
“你提出过吗？”
“没有。我认为，我为他们公司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应该看得到。他们应该不会亏待我。”吕乔回答。
“你难道没有想到，你没有与上海公司签订合同，你的合法利益能有保障吗？”年纪稍大的检察官提出的这些问题，似乎都在为吕乔说话。
“是我忽略了。”吕乔答。
“你能详细地说一说你扣押五十万元货款的事情吗？”
“可以。”吕乔将自己的儿子如何耽误治疗，如何到上海公司讨说法，如何没有人接待，才暂扣五十万元货款作为筹码，本意是想逼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解决自己儿子伤残的问题等又说了一遍。
“那好，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你再回答我。”提审人说。
“请问。”吕乔点点头。
“这笔钱在你的手上按照你过去的交代有六个月，是不是？”
“是的。其中我三次向上海公司书面提出回复要求，但是始终没有给我答复。”
“你用这笔钱重新办理了一家公司，而且将原来的员工都带到了新公司，并用这笔钱给他们发工资，是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吕乔明白这是关键。最早她为了不交出这笔钱，曾经向反贪局章立明说过是给员工发了工资。所以她要更正。
“检察官，我并没有使用过这笔钱。新的公司的所有费用都是新公司支付的。上海公司的这笔钱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动用过。”
“你能告诉我新的公司的名称吗？”
“不能。”吕乔坚定地回答。她绝对不能将新公司也就是日本这家跨国公司牵扯进来。这是她的底线。
“既然你不能告诉我们这家公司的名称，我们又如何才能调查清楚你说的事实呢。”
“新公司与我的案子没有关系。”吕乔依然毫不让步。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新公司根本不存在？”提审人步步紧逼：“而是你使用了这笔钱，故意说是给员工发了工资？”
“这就是您的武断！”吕乔沉不住气了。
“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上海公司的员工？”提审人老话重提了，其目的是打乱被提审人的思维，也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不是！”
“不是员工，他们凭什么给你费用？”
“如果你不明白，那我告诉您，”吕乔不想再往下谈了，她对这次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提审已经了无兴趣：
“假如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挑石灰桶子，工地老板是不是要给我工资呢？延伸到我为上海这家公司服务，为他们来投资，为他们购买土地节约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为他们建立营销网络，增加了多少利润你们知道吗？为他们拓展长江以南的市场，填补了他们公司的销售空白你们知道吗？我为他们付出的同时，自己的儿子出了车祸都没有时间陪伴左右，结果因为失血过多而高位截肢你们知道吗？失血过多呀，不是因为伤势过重呀，是因为我在为上海公司卖命，我的儿子却没有钱办理住院手续而耽误治疗的！我再重申一遍：扣押他们的货款就是为我的儿子讨说法，讨说法你们知道吗？！”
吕乔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为他们付出，难道连费用都不该给吗？就是牛马也要吃草啊！
另一位检察官敲了敲桌子：“吕乔，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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