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斌领着一帮人还没有走进六车间，就听见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在激动地呼号：
“是的，我们是犯了国法的人，是在服刑改造的人，是国家的罪人，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良知。那么多受了心灵和家园重创的人们正在等着我们伸出援助的手。位卑敢忧国，你敢吗？”
是吕乔。宋斌又暗暗地笑了。
“我问大家，大家敢吗？”吕乔又重复了一句，整个车间响起了一片掌声。是女犯们自发的掌声。
“为了汶川灾区的人们，为了因为灾难而死去的人们，我提议大家默哀三分钟。”
车间里一片静肃。宋斌悄悄地对六车间的教导员耳语几句，马上，六车间的数码相机全部派上了用场，电子灯一闪一闪，记录了这个感人的场面。
警官们围在这群自发默哀的罪犯外围，没有一点声响，更没有平时对罪犯触犯监规严厉的训斥。他们同罪犯是一样的心情，同样为汶川灾区受难的人们送上一份哀思。
宋斌站在车间大门口，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吕乔的所有动作。那种有可能爆发犯人之间的群殴已经解除，代之为对国难当前的忧患意识。而引领罪犯达到统一思想的并不是监狱警察们，而是罪犯吕乔。
默哀完毕，吕乔又说：“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自己曾经所犯的监规错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懂得一个道理：在我的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刻，在我的同胞遭受失去亲人痛苦的时候，我一定要尽自己所有，伸出援助之手，为自己，也为同犯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已经看似达到统一思想的场面被一个声音而撕破：
“你是可以尽绵薄之力，那我们呢？我们没有丈夫，没有亲人，没有家庭的帮助，我们的收入全部用于折算成奖分用于减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够买卫生巾，买日用品，没有多余的钱支援灾区，你说怎么办？你一个人可以帮我们全都垫付吗？”
另一个声音也发出来了：“是的，我问你，你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挣得吗？”
一片嘈杂。
这就是监狱，这就是监狱的人犯。可以说，这个监狱就是一个社会，而且比社会还社会，每个人的想法全都是真实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不拢，谈不清，那就拳头相见。
吕乔的激情和慷慨陈词只给这些人们枯萎的心灵灌进了一点点露水，实际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吕乔悲哀地说：“只要警官允许，我账上的钱可以全部捐出！”
宋斌还是松了一口气。他为自己的判断而欣慰。这群服刑者究竟可不可以为灾区捐款，是主要矛盾。但是从自己的看法上来分析，估计上级不一定会同意罪犯为灾区捐款，因为她们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是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同时也没有社会给予报酬的人。既然是这种情况，就不应把她们列入捐款之列。
当宋斌还在思索的时候，就听吕乔又来了精神：
“同犯们，刚才有人说到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符合实际的问题。我只想补充说的一点是：只要是在刑事判决书上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就可以为灾区捐款，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就可以为灾区捐款！”
吕乔的聪明所在是因为她甄别了“政治权利”这个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就把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排除出去，反对的声音也就相对削弱，加之又在“政治权利”这个基础上明确有一定“经济条件”，又把一部分没有经济条件者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吕乔的拥护者都是“纯洁”的了。
几位副监狱长都与宋斌交换了一下眼神，看来不用再讨论，监狱班子成员的意见已经达到一致。
站在车间门口，宋斌做了以下指示：第一，捐款与否按照监狱局下发通知为准；第二，所有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表现突出，或者没有严重违反监规纪律的罪犯，每人一个书面表扬，列入罪犯奖惩记录中备档；第三，动员吕乔和所有附和发起这次讨论的犯人带头恢复车间生产；第四，吕乔调教育科直属中队担任文化教员。
吕乔因“标新立异”把自己给弄到了教育科直属中队当文化教员。这个改造期间的转折究竟如何，谁也说不好，连宋斌也是琢磨不定。不过，宋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个动议是教育改造科提出来的，自己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动议落到了实处。另外一个原因是，吕乔到了教育科直属中队，自己与吕乔见面的机会倒是更多了。
第二天，监狱局的通知就下达了。通知内容与宋斌的想法基本一致：服刑在押犯一律不向灾区捐款。罪犯可以用投稿方式和学习讨论等方式表达对这次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立场和决心改造的态度。
又过了两天，监狱局办得内部报刊上登出了女子监狱罪犯吕乔的一首诗，是悼念汶川灾害中死难的同胞的，诗名是“临风的希冀”。
谢雅琪打来电话，对宋斌说：“吕乔很优秀，你可以大胆地使用她，充分挖掘她的自身潜力，比如可以让她当教员，你们监狱是有服刑改造教员岗位的。”
已经把吕乔调到了教员岗位的宋斌却在电话里对谢雅琪说：“谢局长，您放心，我会按照您的指示，尽快把吕乔调教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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