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当然谁打下来归谁，难道世上还有打了天下送给别人的傻子么？”忽必烈冷笑着将一份报纸摔到了桌案上。
大元朝虽然禁止报纸发行，但朝廷内部对来自南方的这种新兴事物，一直非常感兴趣。呼图特穆尔、叶李、桑哥等蒙、汗、色目大臣几乎都在收集报纸，甚至忽必烈本人，在北征途中，他也没忘记不时将通过各种渠道弄来的报纸翻上一翻，看一看南方那个新崛起的对手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样。
最近一段时间文天祥的表现让忽必烈百思不得其解。按忽必烈的判断，作为一个高明的统帅，文天祥应该把握住元庭作战重心北移这个难得的作战机会，大举反攻江浙才对。怎么这么好的条件，文天祥居然不知道利用？非但没有北上两浙，而且在自己窝里边玩起了什么约法。
约法这事有意义么？！这世界向来强者的天下，强者说的话就是法律，哪怕他早上说了，晚上就食言也未尝不可。
按忽必烈的人生经验，与实力不如自己的人讲信誉，讲契约，那是极度不可理喻的行为。就像当年蒙古人进攻西夏，在承诺保证西夏皇族平安的情况下骗取了对方投降，入了城后却立刻将西夏皇族全部杀掉。虽然此举遭到党项人的痛恨，但蒙古从此彻底灭亡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这世界本来就是凭实力说话的，信誉和契约，那只是用来麻痹对手，或者作为厮杀之外迫对手就范的辅助手段。文天祥在残宋内部已经一枝独大，这个时候他不趁机废掉宋帝自立，或者将残宋彻底架空，做一个实权宰相，却又是玩选举，又是玩约法地给自己找麻烦，岂不是晕了头？
但忽必烈又不敢相信文天祥是真晕了头。三年来，这个有疯子之名的对手由小变大，几乎每走一步都令自己匪夷所思。然而，就是凭借这些令人无法理解的手段，文疯子一步步在福建站稳了脚跟，一步步将力量延伸到两广和两浙。以前那些看似疯狂的招数，与现在的局势相印证，无一不显出其精妙来。
就像文天祥高调宣扬永安之战，当时大元君臣都以为文天祥不过是重复残宋喜欢吹牛的习惯。结果，永安之战的结果一传出，乃颜和海都就迫不急待地起了兵。
出于对敌手的尊重，忽必烈将“盗版”的报纸又拣了起来，从头致尾，一字不落地又看了一遍，却越看越觉得迷茫。这份民间甚为流行的报纸印刷质量远不能和报禁之前那些福建货相比，原来那些福建货据说是水力印刷，活字排版，精美得简直何以用来珍藏。而现在的土版本却是不法商家冒着杀头危险私下盗印的。纸很脆，很黄，很多地方字迹都不清楚。忽必烈一直没弄明白，这种质量的东西居然有人不惜高价买，有人冒着丧命的危险传播？！
报纸上最重要内容不是临时约法，而是福建瘟疫的蔓延情况。据上面的文字说，这次瘟疫是达春故意投毒所致，所以短期爆发虽然剧烈，却没有蔓延到福建全境。重要的商港泉州，和以新器械闻名海内，文天祥的老窝邵武都没受到波及，眼下福州、剑浦和漳州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不会再向外继续蔓延，所以，商队可以放心去泉州交易。
为了吸引商队，福建大都督府在瘟疫爆发期间特意将部分新产品打了折扣。报纸上，也将一些比较流行的交易品价格范围印了出来，让天下商人们自己计算值不值得去泉州冒险。这种为来往行商大开方便之门的行为被叶李等汉臣讥笑为见利忘义，却被桑哥等色目大臣（注：桑哥是维吾尔人，属色目系）大加赞赏，认为是文天祥为国理财的又一妙招。
对于北方战事，报纸上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福建的读书人们抓住乃颜与海都的身世大做文章，“污蔑”忽必烈的大元没有合法性，无论从蒙古人的角度和其他民族的角度，都应该属于是“以武力窃居权柄”的货色，号召各族豪杰共同起兵，将这伙只知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的强盗抛弃。
只是在报纸的最后一版，才以小半版面刊登了大都督府准备召集天下豪杰，共聚泉州，订立《临时约法》，驱逐北元的告示。告示中，声明不限于福建和两广，天下有志抗元的英豪，都可以派代表参加。
告示下，附加了几个提问。文天祥以福建大都督的身份问天下所有起兵反元的英雄，无论是占山为王的，还是下水为盗的。无论是破虏军盟友，还北方与破虏军没联系的红袄军余烬，大伙起兵反元，目的是什么？到底要得到什么？天下到底属于谁，是否真的该是胜利者的战利品？
天下当然是胜利者的战利品了，忽必烈对此从未怀疑。“大汗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这是蒙元学者极为熟悉的一个史实，也是忽必烈自幼亲身体会到的真理。历代大汗，都遵守着这个约定，无论起初的在草原上的牧场、奴隶分赠办法，和兵临中原后的财富按比例分配的“大兀鲁思”制，都体现了天下为胜利者所支配的这一原则。
文天祥把这一条单独提了出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汉人对这个草原上通行的准则还有不同的解释么？忽必烈曾经拿这段文字去问叶李，作为南方的名士，这个以冒死弹劾贾似道而成名的，曾经的南宋御史调了半天书包，从上古讲到唐宋，忽必烈只听明白了一句，“秦人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鹿也罢，锅也罢，还不都是谁抢到算谁的么？
忽必烈很不满意叶李给出的答案，像叶李、留梦炎这种名儒，忽必烈心中对他们的评价一向不高。认为他们讲大道理时，引经据典，有把明白事情也说糊涂的本事。做起事情来却眼高手低，干什么砸什么。至于人品，更是与他们日日挂在嘴边上的圣贤之言格格不入。
忽必烈以为，像文天祥这样，既有本事兴国、强兵，又有本事给自己所作所为找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来的大儒，全天下不会超过两个。留梦炎、叶李等人空有虚名，给人家牵马坠镫都不配。
可弄不明白文天祥的想法，忽必烈心里又觉得不踏实。这就像下棋一样，如果对手每一招你都不名其所图，要么对手是个棋道白痴，你可以轻松杀得他满地找牙。要么，对手棋艺高出你太多，不知不觉间就让你盘中之子全废，不得不中途弃秤。
“惜哉董大！痛哉董大！”忽必烈不经意间叹出了声音。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怀念起董文柄这个聪明而又忠直的属下。如果他在，肯定能看出文天祥到底玩的什么虚玄，也能找到相应的对策。只可惜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居然被蒙古人和汉人的心结活活郁闷死了。
“陛下何不问问张副元帅，他在南边与文天祥周旋了那么久，想必能有些心得！”听到忽必烈的叹息，左丞相呼图特穆尔觉得心里有些闷，上前进言道。
“你说弘范啊！”忽必烈放下报纸，回过头，看了呼图特穆尔一眼，有些惊讶的问道。
“正是九拔都，臣记得董相在世时，屡赞其才！”呼图特穆尔低下头，小声回答。
作为一代雄主，忽必烈很快就从呼图特穆尔的话语里分辨出来一股酸味，心中慢慢涌上几分内疚。呼图特穆尔为相以来，整合众臣，并力向外，虽然为政没太大建树，但诸系大臣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去融洽了许多。自己在新相面前叹旧相，虽然显得自己有情有义，却也太扫了呼图特穆尔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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