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二月，事情多得很。
首先是中国和苏联恢复邦交，刚开始南京政府狮子大开口，吵着要解决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但当《国联调查报告书》公布后，常凯申的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完全同意和苏联无条件复交。
紧接着，国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党内派系斗争再起。
如今的局面是常凯申主军、汪兆铭主政，但孙科却什么都没捞着。于是，孙公子在国党全会上，力图推进民主宪政，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想借着这股民心和势头上台。
常凯申和汪兆铭对此感到无比头疼，如果换成别人站出来唱反调，派个刺客一枪就能解决。但谁敢杀孙科啊？那可是孙中山先生的公子。不管是谁杀的，只要孙科出了意外，常凯申和汪兆铭都得出来背锅。
国党那边还在闹内讧，孙夫人就跟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孙夫人和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鲁迅担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周赫煊虽然没有出席“民权同盟”的成立大会，但也被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之一，同时负责筹建北平分会事宜。
说实话，周赫煊对这个组织不抱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还能从国党的枪口上救下几个人。
十二月底，周赫煊来到北平，直奔胡适家中。
“明诚，你总算来了，”胡适热情地说，“可惜我整天忙碌，没时间南下拜访萧伯纳先生，无缘一见国际大师之面貌。”
周赫煊端起茶碗笑道：“不见为好，见了难免失望。”
胡适诧异道：“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萧伯纳先生的品性有问题。”
周赫煊摇头说：“没那么糟糕，但也没那么神圣，只是一个好坏参半的知名大学者而已。”
“原来如此。”胡适果真有些失望。
萧伯纳在中国的评价呈两个极端化，喜欢他的捧为圣人，厌恶他的斥为败类，其实都有失偏颇。比如傅斯年后来写的那篇文章，就把萧伯纳斥为彻彻底底的虚伪小人，但文章里面的主观情绪太重，明显有失偏颇。
周赫煊问道：“适之兄，我此次来北平，是关于筹建民权同盟的，你这边联络得如何了？”
胡适笑着说道：“情况很顺利，北大、清华两校就有很多人愿意加入。比如蒋梦麟、李济、马幼渔、任鸿隽等等，他们都对此事非常热心，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加入。”
周赫煊点点头：“我也写信联系了一些报界人物，成舍我、陈博生几位老兄表示支持。天津、北平两地的多家报纸负责人，虽然不愿加入，但他们答应帮忙宣传呐喊。”
“那就好！”胡适高兴道，“只要北平、天津两地的民主人士和报界领袖联合起来，一定能督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宪政！”
周赫煊只能附和地笑了笑，历史上，胡适是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但只做了两个月就被开除。
原因很简单，民权同盟的宗旨之一便是营救政（和谐）治犯，而且是不加区分的营救所有政（和谐）治犯。而胡适认为应该加以区别，依靠国家法律来治罪，只营救那些无辜的犯人。
看起来似乎胡适的做法更理性，其实大错特错，因为按照国党的说法，他们抓的犯人没一个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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