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浦完成报告的撰写，但最终没有等到全国保税区会议的召开，他就被紧急召回了研究室。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室里具体是什么情况。电话里史处长没有说，只着急地要求他抓紧时间过来，他不好意思再问。
这天早上，他风尘勃勃从保税区赶到单位。李尚见他进来，也大吃一惊，连忙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王建浦示意李尚去隔壁会议室。喝一口水缓和一下，王建浦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他问：“这么着急通知我回来，处里发生事情了？”
李尚想了想，摇摇头，
“那，是室里发生了大事？”李尚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哎，本来也是，真要是室里发生事情，也轮不到我门小人物讲话，不会紧急到通知我回来的。”王建浦喝一口水，自言自语，“那，-----，又会是什么事情呢？”
李尚想了想，说：“不过，我已经知道，有几个处里的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请辞的。”
“请辞？”王建浦觉得有些惊讶，说：“你是说单位里有人停薪留职？”
李尚点点头，说：“听说，还有人是直接裸辞，所有一切完全都不要了的。”王建浦望向窗外，不响了。外面是机关大院，满目葱绿，生机勃勃。
实际上，因为时代造就的下海潮，现在机关干部停薪留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
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
今年1月，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尽管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随后伴随老人家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老人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场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
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这一年，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的热潮。
5月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为现代企业，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弄潮儿”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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