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弼在河南的情况，和宗翰在云中的情况完全不同。
女真人在河南的地盘，比起云中要大一些，这里是中原腹地，旧宋京师所在，虽然几经残破，但经济情况仍不是云中这样的北地边郡可以比拟。不过，宗弼也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统治的地方完全是汉人的地盘，无论经济形态、社会环境都和形成于东北的女真民族大相径庭，宗弼在这里的统治，就像一个男人头上带着一顶女人帽子，怎么看都觉得格格不入。
这段时间来，宗弼能维持在此间的统治，得益于南北两大势力一个无力南下，一个无意北上。河南民间最有反抗意识、民族气节与组织能力的人，在靖康年间就大量北上南下，或归入曹广弼、忠武军旗下在两河游战，或扈从赵构移民江东，此刻留在本地者或随波逐流，或逆来顺受，甚至助纣为虐、乐为胡奴，加上汉军迟迟没有进入这个地区，赵构又有意将宗弼的势力作为汉宋之间的缓冲，内外局势两相配合，便让中下层的民众对反抗渐渐失去了希望而承认了女真的统治，虽然宗弼统治期间河南民间反女真的事件月月都有，但全部由于缺乏组织与外部呼应而一一失败。
金军东路军南下以后，虽然在较早的阶段展现出颇为强劲的侵略力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路军由上至下都迅速呈现出本地化的倾向。在政体上宗弼不得不大量起用汉人官吏，因为女真统治者无法创制出一套比旧畿原有统治体系更先进的模式，所以只能依靠汉人文官实行汉制统治。不但文治如此，就是南迁的女真人在民俗上也渐渐被当地人影响——女真武力虽强，但一到中原旧畿，就如一盆淡水倒入一锅咸水里，没味道也变得有味道了。
如果说宗翰集团在云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财政问题，那宗弼集团在河南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文化问题。再这么发展下去，宗弼集团被同化为一个地区性政权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女真完全丧失北族的锋芒，那时就只能等待汉廷或者赵宋来收编了。
宗弼集团上层的首领都看到了这种危机，所以尽管在财政上不如宗翰集团窘蹙，却也十分急迫地要主动出击。而这次北上，河南金军的主力已不是骑兵，而是步兵——甚至过半的精锐也是如此。军队的成分，汉军的数量也远远超过胡部。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但宗弼本人也没有办法。不过幸好，这些汉军竟也展现出了颇强劲的战斗力，而且暂时来说没有发生叛变的事情——毕竟，宗弼还能保证他们的粮饷，所以他们对异族主子竟也颇有几分忠心。
战争在宗弼收到南宋朝廷的口头允诺后就全面打响，没有出路的宗弼在得到赵构的保证后，发动几路大军威胁着汉军在洛阳、河东与河北的防线——山东方面出于与赵构的秘密协议而没有进攻，那是打算留给宋军的。
这时李彦仙已调离了洛阳，到西北赴任，洛阳的守将成了王彦，他依靠汜水与嵩山抵御宗弼的进攻，半点不落下风。徐文驻守河内，防备宗弼渡河抄袭河东。而几个方向中的重中之重——河北方面，则由曹广弼坐镇大名府，正面对抗宗弼的北上主力。
战争开始的时候，承受着过重政治压力的曹广弼，在布局上似乎显得有些求全责备，为了保护河北这一年来经济重建的成果，曹广弼对边界州县几乎是处处重视，但处处重视的结果却变成了平均用力，当金军大举掩来之际，一些地区的兵力布置显得浪费，而一些地区面对金军的集中兵力却出现了薄弱环节，曹广弼这次失误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部金军入侵到沧州南部，对塘沽政局的安稳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影响到了汉廷外交上的形势。
幸好，宗弼也没有预期到这次出乎意料的胜利，所以没能及时在汉军的这个缺口上追加兵力，而被曹广弼急忙调遣大名府的预备军弥补了这个漏洞。
这个事件让曹广弼意识到此刻的宗弼军，无论是在兵种战力上还是将领的战略思维上，都已经和与初下河南时的宗弼军大不相同。他针对眼前的局势，重新调整了黄河战线的布局。不过无论多么优秀的将领，在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调整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露出破绽，曹广弼也不例外。而宗弼又偏偏敏锐地捕捉到曹广弼的这个破绽，在汉军诸路尚未布置妥当之际，便率领三万步兵、五千骑兵直逼大名府城下。
大名府地处黄河两大河道之间，大运河北段永济渠亦经此处，虽为交通要道，却不是易守难攻之坚城。当时大名府的正规军队又只有八千人，面对金军突如其来的进攻，城中军民无不惶惶。黄河防线的枢纽就设在这里，防范宗弼、赵构的黄河军区大本营也在这里，一干参谋在宗弼的压力下大多吓得手足无措。他们知道这一战关系的将不仅是大名府的存亡，更关系到整个黄河战线的成败，而黄河战线的成败又关乎整个汉廷的存亡！如果只是一城一地之失，他们还可以鼓起勇气抱着为国捐躯之心赴难，但是这一仗，他们实在输不起！
就在这个时候，曹广弼再一次展现了他的坚韧与果断，他暂时放下了作为元帅的重任，变成了一支八千人部队的将官和一座城池的守臣，回到了城头，回到了战场，具体指挥起城内军民的各项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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