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报纸上陆续报道，东北军在北方边境苦战。全国各地的声援东北军收回国家主权、收回路权的游行活动此起彼伏。但是沈阳却接收了不少前线下来的伤兵。
少帅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决心越来越大，可日本人也加大了保护南满铁路的动作，不断从日本本土调兵到东北来保护自己在中国所攫取的利益。
把佳媛送去北平上大学后。张家卫回来已经有将近两个月了，自己和蔡智堪一起从日本带回来的《田中奏折》上交少帅后，就没了下文。少帅后来只是派人送过来一本加盖绝密印章的中译版本，完全没有把《田中奏折》公布于众的措施，也就失去了把日本觊觎东北，妄图亡我中华，称霸世界的野心昭告中国，大白于世界的意义，这让自己很郁闷。
张家卫突然想到了报社，而且是想到了远在南京的报社。既然在沈阳的报纸都没有登出关于《田中奏折》的消息，那么可能就意味着，少帅张学良并不想让它在沈阳公布出来。即使自己把消息漏到沈阳的报纸，他们也未必敢刊发出来，那自己只好把它捅到南京的报纸上。对，想好了就干。可让张家卫奇怪的是:自己明明把那个中文版的《田中奏折》放得好好的，可是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到了。
张家卫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电报局给远在南京的《时事日报》社打电话找在船上碰到的陈清。可结果却是让张家卫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自己要找的陈清真的在报社工作;失望的是，陈清当时没有在报社，张家卫只好跟报社的接线员约定第二天早上九点，有一个叫张家卫的人有急事找他，让陈清在电话旁等他。
第二天早上，张家卫早早的来到了电报局，如约定在九点给陈清打电话。
当陈清在电话里听到张家卫的声音的时候非常激动，二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分手后的情况，陈清说道:“家卫，你这么急着找我，肯定是有要事，那就说吧。”
张家卫说道:“哥，你听说过《田中奏折》吗？”
电话那边的陈清半天才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的？”
张家卫说道:“受人之托，我把它带回来的。”张家卫可没有说，他和蔡智堪一起带回来的。他并不是想把这份儿功劳都据为己有，而是出于保护蔡先生的目的。
陈清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会儿，显然是在组织词语，字斟句酌地说道:“既然是你带回来的，那么你一定知道它的价值。”
张家卫说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想让它早日公布出来，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日本的狼子野心。”
陈清说道:“像《田中奏折》这种消息对中日两国都是最高机密，什么时候发表、公布，已经不是我们报社能说的算的，这都得由中央政府决定。另外，这还有一个要保护消息渠道的问题。发表时间和获得时间差异越大，提供消息的人员越安全，日本的特高课越不容易追踪。”
张家卫疑问道:“特高课？”
陈清说道:“就是日本的特务组织。比如你在日本的逗留时间不长，你所接触的人员会很少，再去掉几个不可能接触到《田中奏折》的人，那么怀疑的对象就已经很少了。这还是我做为一个记者的分析，如果要是特务组织，那么他们会更加高效准确。”
听得张家卫后背直冒冷汗，半天也没有回答。
一直没有听到回应的陈清，在电话中说道:“家卫，你在听吗？”
张家卫忙说:“在，在。”
陈清说道:“上边的大人物虽然有些浑浑噩噩，可不全是酒囊饭袋。他们肯定会在认为适合的时机同意我们进行发表的。”
张家卫本以为自己考虑的已经很周到，在人来人往的电报局打电话，不会轻易被人查到，没想到叫陈清几句话说得冷汗直冒，直后悔自己的莽撞，没有考虑到蔡智堪的安全以及这条情报渠道，险些铸成大错。
在焦急的等待中，张家卫终于在十一月初把福尔曼等了回来。二人立即把五百只MP18冲锋枪，五百支十发的盒子炮送交东北军的军需部。可是二人却连少帅的面都没有见着。
张家义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福尔曼回来了，特意从北大营回来，非要请福尔曼吃饭。
三人坐在沈阳大北门外四绝饭店的雅间里，张家义说明了来意。
张家义说道:“福尔曼先生，我们独立第七旅的王以哲旅长，知道你是毛瑟公司的代表，想从你那购买一批二十响C96。虽然我们的武器也是统一配发，可是那么多人，配发到我们的第七旅微不足道，王以哲旅长自己想配备一个速射手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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