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思想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并，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它给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高官杨林、***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高官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高官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满洲国兵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高官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抗日武装的优秀干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弃笔从戎的童长荣于去年以身许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张甲洲所在游击队根据指示打土豪分田地，被一些支持抗日的士绅称做红胡子，被地主武装打散。（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朱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去年率部投日。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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