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一过边防公路，就可以隐约看见东南远处的黑石山。杨克驾着车在草原土路缓缓行驶。
最现代的情感。
杨克用一只手揉着太阳穴说：我也怀旧，一到草原，我满脑子里涌出来的都是原始游牧的场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杨克又说：从草原回城后，咱俩各忙各的，你苦干了那么多年，这次也该把你研究的东西好好跟我讲讲了吧。
陈阵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杨克说：咱们那段经历，还有草原游牧精神，真值得好好挖掘。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强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精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狼”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杨克赞道：开篇不错。一下子就点到我最感兴趣的兴奋点上。
陈阵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夹，里面是电脑打印稿。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的讲座比较长，我没有带书稿，只带了一份提纲和一些卡片。这回和你一起来草原，我也想跟你讲讲，再听听你的意见。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讲，还希望你参与和补充。
杨克说：那没问题。
陈阵平稳地说：我觉得，华夏农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杨克点头道：可是游牧文明恰恰相反，游牧生活内部的生存竞争太残酷，也太普遍。农耕社会哪有草原这样不间断的激烈生存竞争。严师出高徒，严酷的竞争出强悍的狼群、战马和民族。两种生存环境一对比，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就对比出来了。真有狼羊之别啊。难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狼，把农耕民族比作羊。那几年兰木扎布就不叫我杨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奥”，管我叫“羊羔”。可我就是摔不过他，干没辙。那年集体劳动，人特多。休息的时候，兰木扎布真跟狼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兰木扎布还指着萨仁其其格说，额仑最漂亮的小母狼哪能嫁给羊羔呢，她要是忍不住把你给吃了，咋办？一圈人都笑了，连我也笑了，笑得苦胆汁都倒流到嘴里面。这次喝酒他又提起这件事。
陈阵苦笑道：那时候咱们还真是不行，到草原已经摔打了几年都摘不掉“羊”的帽子，那么亿万汉民族呢？刚到草原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牧民总是说蒙古人是狼，汉人是羊。这对我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冲击不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冲击，才促使我下狠心去研究狼和羊，研究两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
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强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兽，远古时期人类的兽性狼性极强，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兽群淘汰了。但是兽性狼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兽性和狼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兽性和狼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华夏先民的性格绝对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样勇敢智慧，强悍进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华夏这片世界最大的温良敦厚肥沃的农田里，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来了。古代中国广阔深厚的农田，是软化驯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温柔之乡。
吉普进入边防公路以南的草场，草已矮得贴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秃秃的练车场。杨克将车开出土路径直向黑石山驶去。
陈阵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黄河流域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惟一发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内蒙草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有人类活动。著名的“大窑文化”的历史久远性令世人吃惊。大窑遗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有一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后长达几十万年。遗迹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的遗迹还早10—50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内蒙的古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距今为止，在内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0多处，而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形状和彩陶风格，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区别。
还有，在西北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80—60万年，也比北京猿人的历史久远。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远古北方人。在远古时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丰茂，气候湿润，适于人类生活。草原的远古人类过着狩猎、游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黄泛区”，许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由黄河输送泥沙而堆积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黄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类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类史更久远，中原的原始先民来自于西北高原和草原。
中国草原先民必定以他们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以及流动扩张的特性，慢慢进入和开发中原，并持续深刻地影响了中原部族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出身于西北游牧族，据传说，炎黄二帝都出自于远古少典部族。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古羌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华夏汉人的祖族之一。西羌族性格刚烈勇猛，这就不是传说了，而是事实。《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这几句评语真是太精彩了，简直就是在说狼，也是对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因为只有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才宁肯战死，不愿病终。这段记载和评语极为准确生动地抓住了西羌族和中国游牧民族的共同本质性格特征——狼性性格；也敏锐地指出了西北游牧民族的性格的来源——“同之禽兽”，也就是同之于猛禽猛兽、同之于草原雄鹰和草原狼；而且又指出了中华民族的金行之骨气志气的产地——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区。我真为汉人的先祖有这样“坚刚勇猛”的性格而感到自豪和振奋。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古老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她不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还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华夏祖先羌人的游牧血统的胎记，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的审美观。咱们俩都当过羊倌，能够体会这种美感。羊肉是牧人的主食，把一群羊羔养成一群大羊，那心里是多美啊。“羊大”也是草原狼的审美观，当一条大狼猎到了一只大羊的时候，那它就美得乱哼哼了。如果汉人的先祖是农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远古选美选大羊，现代选美选美人，但是美字本身依然是“大羊”。
羌族的伟大在于她的刚强性格和超人的智慧，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她的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咱们还是回到炎黄时期，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与炎帝族发生激烈冲突，开始务农的炎帝族被凶悍的蚩尤九黎族不断进逼，
“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更加强悍的黄帝族共同作战，在涿鹿大败九黎族，并把九黎驱出中原。黄帝族后来又打败炎帝族，并把炎帝族挤到长江流域，才正式进入中原定居。再往后黄帝族又与炎帝族联合，共同抗击南方蛮族。
我认为黄帝族之所以能够战胜蚩尤九黎族是有其民族性格根源的。这是因为当时黄帝族仍是游牧族。《史记·三皇本纪》的注释说：“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一族。既然炎帝族起源于西戎羌族，那么黄帝族也起源于西羌和西北高原。史书记载，传说中的黄帝族发源于西北游牧区，活动范围在西北，主要功迹和事迹也发生在西北。庄子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而且，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的注释解释道：“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而黄色之土，乃游牧之地西北黄土高原也。范文澜认为：“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
在传说中，黄帝与炎帝打败蚩尤九黎，发生在涿鹿；黄帝与炎帝三次大战发生在阪泉，而阪泉在河北怀来，古称怀戎，是游牧区，就在涿鹿东边几十里的地方。涿鹿在华北的西北部，是内蒙草原的延伸地，在上古时期是典型的游牧区。上古时期涿鹿、怀来、妫河和燕山地区是游牧民族的地盘。后来，黄帝又定都于涿鹿。最后，黄帝叶落归根，“黄帝崩，葬桥山”，而桥山更是地处西北，人所皆知。炎黄二帝起源于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区，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腾格里”。《史记》说，轩辕黄帝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陈阵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卡片说：中国西北的游牧族世代崇拜腾格里，这是经过考证的。你听听《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研究亚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鲁塞是怎么说的。他说，“匈奴人于公元第三世纪后半期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和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梨孤涂单于，汉文内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梨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显明的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你看，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腾格里。而匈奴是极为古老的民族，古称荤粥，在夏朝称为“淳维”，在殷商时期称为“鬼方”，到汉朝才称为匈奴。《史记》的注释说：荤粥乃“匈奴别名也”。在黄帝时期，黄帝就曾与荤粥打过交道，《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北逐荤粥”。由此推断，在黄帝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腾格里，要不当时的各部族就不会把黄帝尊为天子了。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一称号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族。
由于黄帝族是游牧族，因此也必定具有狼一样的猛兽性格，《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传说中，黄帝的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凶猛可怕的猛兽之师，带有鲜明的游牧军队特性。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六种猛兽中却没有狼，这是因为在猛兽中狼是不可被驯教的，连半人半神的黄帝也不能驾驭狼，而且崇拜草原狼的游牧族是绝对不会去驾驭狼的。
所以，我们汉人实际上都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后代。后来汉族鄙视游牧民族，那真是忘本忘祖。汉族出身于游牧民族，那它的血管里肯定还有狼性血液的遗存。这可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资源，应该像保存火种那样把它好好保存并发扬光大。
杨克眼睛闪亮，说：怪不得草原民族代代崇拜腾格里，华夏农耕民族也世代崇拜“天”，崇拜老天爷。原来华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黄二帝从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儿带到华夏来的。
陈阵微笑道：没错。所以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华夏民族是弟。这两个东亚古老的民族同时崇拜天、崇拜腾格里。这种共同的最高崇拜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现在看来，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兄弟两族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地蕴涵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潜力。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
还需要注意的是，炎黄大战，最后以黄帝胜出，这是因为虽然炎帝黄帝都起源于游牧族，但是炎帝族比黄帝早几百年进入中原农耕区，炎帝又称作“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华夏各族中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部族，因此炎帝就比黄帝更早地受到农耕对民族性格上的软化影响。游牧精神不断战胜、并最终战胜农耕精神这一世界性的客观规律，也在中华历史中发生作用。炎黄大战成为中华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的起点，这条主线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精神和农耕精神之间的斗争、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这条主线的历史比阶级斗争的历史更久远、更漫长，在阶级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条主线的历史对中华文明影响也更深远，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杨克兴致勃勃地说：更有意思了。看来不到草原祖地，不拜会草原民族、草原狼和狼图腾，咱们就不会站在全新立场来弄清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种文明的底蕴。到草原跟狼打过交道以后，我脑子里的大汉族主义也确实清除得差不多了。
陈阵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中华历史和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性格形成和演变相当复杂，但确有规律可寻，现在总算理出点头绪来了。
杨克说：接着讲，只要你不累，我就可以奉陪到底。
陈阵说：我也正憋着要跟你讲呢，讲一讲才能理得更清楚。有你听，我就更来劲……等
会儿再讲吧，快要到小狼的故居了，我要向我的小狼导师汇报研究成果呢，它是我真正的指导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毕利格阿爸，而草原狼群和草原人，也都是我的尊师呵。
山脚下原来的茂密的苇林早已消失。吉普穿过低矮稀疏、青黄错杂的旱苇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
杨克问：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
陈阵口气肯定地说：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还得步行，必须步行!
吉普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阵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七条蒙古草原狼：五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一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一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它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阵，却干出了一件最**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期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有时甚至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七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七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他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为了是“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
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他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阵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出来，让他给它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他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他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龇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
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荒坡，好像也记起二十七八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眼里露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吉普在山坡上停下，陈阵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它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额仑的时候它就塌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人下了车，陈阵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山包慢慢绕过去。
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一片秃坡，坡下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作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阵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从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阵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趴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地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他从挎包里掏手电往里面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阵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怔怔地望着老洞。
杨克也用手电仔细看了看洞道，说：没错！就是这个洞！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里得来的……
杨克又弯下身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阵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草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地蹿出来了……
陈阵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阵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七束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阵的名字，陈阵希望小狼和毕利格阿爸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阵的手指才熄灭。陈阵又掏出一扁瓶毕利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他知道，额仑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由于他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
两人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利格老阿爸的灵魂……
陈阵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惟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
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
时间还早，两人走到车旁，搬下食物筐，在吉普的阴影里，就地野餐。陈阵闷头喝酒，心情压抑哀伤，酒气呛出眼泪，眼前的狼山一片模糊。
杨克说：你也别太伤心了。你把你的东西写出来，就是对小狼和阿爸的最大安慰和补偿。实际上到后来，小狼跟咱俩特亲，尤其是对你，它都快把你当作干爸了。就是腾格里告诉它真相，小狼也不会记恨你的。在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靠不住。干了十几年律师，我对中国人越来越失望。老爸还没咽气呢，儿女亲属就在老人的病床前，为争夺遗产大吵大闹，吵得老人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现代都市真正动情的哭泣，只有在人们的宠物爱犬死的时候才能听到……将来，人们只能到动物世界去寻找真、善、美了。
陈阵叹道：何止是真、善、美啊。
杨克说：继续你的讲座吧。在草原狼的故土沙场开狼图腾讲座，这是对小狼，对所有战死在草原的狼壮士的最好祭奠。小狼在天上一定会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安安静静地听你讲的。
陈阵猛灌了一口酒，一股狼性血气直冲头顶，他开始继续滔滔不绝的草原实地讲座：
一般说来，狼性草原环境具有狼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而羊性农田环境具有羊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当炎黄二帝率领部族进入中原，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第一，炎黄部族本身带有凶猛强悍的狼性格和狼性血液；第二，中原和西北大地当时还拥有大片牧地，那里猛狼成群。因此，当时的华夏仍然存有狼性血液的强大造血功能；第三，大量农田的开发，使农耕环境的羊性血液的造血功能开始发挥作用；第四，儒家孔学还未出世。后来出现的儒家是集农耕意识大成的大家，它对华夏民族的性格形成将产生巨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儒家产生于当时华夏半牧半农的土壤中，因此虽然儒家充满三纲五常、保守顺从的农耕意识，但早期的儒家经典中还含有刚毅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后来宋明时期的纯农耕儒家有重大差别。
因此，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
炎黄部族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大禹陵至今还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消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当时周族已开始农耕，但是，由于周国地处西部，国内居民大多是戎狄游牧民族。周古公曾费大力气改革戎狄旧俗，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国内部存在的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就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还有，周国经常遭到境外戎狄游牧民族的侵略，被迫与之交战，从而也得到了性格和军事上实战锻炼。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戎车”和“虎贲”都标明了周**队的游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与商纣王七十万大军决战之前指天“大誓”，号召全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而“豺”就是狼。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在与戎狄民族杂居交融的时候受到了游牧民族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周国又将这一影响带进华夏，并继续把天崇拜作为华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称为周天子。
周国和周朝的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候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
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内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阵背靠车轮，伸开腿，继续说：中华民族以后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可是中华文明兴衰发展的特殊规律直到现在还隐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积”里。如果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堆积”，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命运。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我认为，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而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西周以后，华夏民族一个主导性的盛衰规律也由此开始：一旦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强于狼性，华夏就被异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强于羊性，华夏中国就**暴政，或军阀混战，民变蜂起，战乱不休。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时，华夏中国才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按此规律发展的，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是又印证了这一发展规律。
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象征华夏最高权力和地位的“九鼎”宝器也被犬戎掠往草原，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
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此后，犬戎便成了华夏民族最可怕的敌人，直到唐朝，中原民族还把一切西北游牧民族统称之为“犬戎”和“戎狄”。在唐代宗年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说：“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在唐德宗年间，大臣柳浑对德宗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这个“犬戎”的“犬”字带有汉族特点的强烈的侮辱性，而且说戎狄是“豺狼”也准确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为秦国的强敌。后来犬戎的一支北迁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草原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研究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精神和游牧民族的图腾，也必须从古匈奴荤粥和犬戎开始。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史料只记载了犬戎族的图腾是白犬，但并没有说明白犬是野犬还是家犬。但是，白犬到底是野犬还是家犬，关系重大，这涉及到民族性格问题、中华游牧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
我认为，白犬可能就是白狼，据《后汉书》记载，至汉朝，在原来犬戎活动范围内曾出现一个人口众多的西戎白狼国。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因此，我认为白狼国就是犬戎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犬戎的后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并以白狼为图腾的部族。白狼国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犬戎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
退一步说，即便白犬不是白狼，那么白犬也一定是像藏獒那样的比草原狼更高大更凶猛的野狗。据史料记载犬戎族极为野蛮凶悍，根据我对游牧民族的长期研究，历史上最古老最野蛮的犬戎族，按其民族性格来说，他们绝不会崇拜性格温顺听话的家狗，就像蒙古草原上从古到今所有马背上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不会以马为图腾的那样。因为马是草原人所驯服的动物，性格凶猛强悍的所有中华草原民族，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所驯服的动物，也更不会把家狗家畜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且，图腾是草原民族神圣的精神崇拜，而家畜却是受牧人鞭打驱使的奴仆，绝无神圣可言。咱俩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年还不知道吗，牧民虽然很爱狗，但是在草原人的心目中，狗与狼地位极其悬殊，狗是草原人的战友，而狼则是草原人的神灵。
因此，我的看法是：犬戎族崇拜的白犬，或者是白狼，或者就是野生白犬，一种与狼同科，与狼同形，比狼更凶猛的自由野狗。所以，当时犬戎族的“犬图腾”就等于“狼图腾”，古犬戎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崇拜“狼图腾”的古游牧部族之一。
说犬戎是最早崇拜狼图腾的部族之一，这是因为，据史书记载犬戎的母族——古羌族也崇拜犬图腾。《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里说：在唐朝初年有“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而且，唐还“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这说明古羌族也崇拜白犬。实际上，从民族归类上看，犬戎族就是西羌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因此，犬戎就是西羌，西羌包含犬戎。那么以上所说的“犬戎”、“白狗”和“白狼”等族就都是西羌族。由此可以断定，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而“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勇猛古羌族当然也不会崇拜驯顺的家狗的，因此古羌族崇拜的“白狗”不是白狼就是比狼更凶猛的野生白狗，因而，古羌族就是崇拜狼图腾的古老民族。由于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姜姓炎帝族是古羌族的一支，而黄帝又与炎帝同族，那么，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白犬图腾，或狼图腾，是中华民族的最原始最主要的图腾。
狼图腾崇拜起始于华夏最古老的羌族、犬戎族和古匈奴荤粥，后经白狼、匈奴、高车、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蒙古民族。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游牧民族图腾，在强悍的西北和蒙古草原上，一个又一个的游牧民族被更强悍的游牧民族打败，民族来复去，而狼图腾和狼精神却永世长存。这种狼图腾文化和精神从未中断，甚至大大超过从未中断的华夏农耕文明的历史长度。可惜，狼图腾所包含的巨大精神价值，从未被怕狼恨狼的汉人重视和研究过，甚至还故意将其打入冷宫。
特别重要的是：中华大地的这两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以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文化更有生命力，也更有价值。如果没有“从未中断”的狼图腾精神和文化，那么华夏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文明就可能中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奇迹，而奇迹背后的奇迹却是历史更久远、又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狼图腾之所以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无数游牧民族的民族图腾，全在于草原狼的那种让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这种伟大强悍的狼图腾精神就是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北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
我认为历史如此悠久的狼图腾崇拜和精神，恰恰是永葆其旺盛生命活力的古代和现代游牧精神的本源。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
好！带劲！杨克噗地拉开了一罐啤酒，连声叫好。他把酒递给陈阵，自己也打开一罐，仰头猛喝了一大口说：你这个挖掘真比白狼王挖的狼洞还要深，一直挖到炎黄的祖族那儿去了。你的结论我同意，我也认为西羌犬戎崇拜的“白犬”肯定是野狗或者就是白狼。我到现在还特崇拜咱们的二郎呢，羌族和犬戎崇拜的肯定就是这样的野狗，或者更厉害的藏獒式的野狗，绝不会崇拜听人话的宠物狗的。要不然真无法理解东方游牧民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你这个观点能说服我。再接着讲！
陈阵一罐啤酒下肚，谈兴更盛，他挺起身，盘腿坐在沙草地上，继续开讲：西周之后，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华夏民族先祖强悍性格的遗传基因很强，又由于在陕西、山西、河北、华北北部仍保留着大量的牧地和游牧民族，甚至在现在的河北腹地定县平山一带还出现过一个由白狄匈奴所建立的著名的中山国。中山国立国几百年，以出产“中山狼”而闻名于世，因此中山国民性格强悍，与韩、燕、宋同时称王，还曾掠占过燕国的大片土地，可见当时中原华北还有不少狼性土地和狼性性格。而且，当时中原国家又经常遭受西北游牧民
族的入侵输血，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个华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强悍，甚至强悍到产生不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来统治他们的程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群狼逐鹿中原，诸侯争霸华夏，血沃中华大地。“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就是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写照。从民族性格中涌出的锐意进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续喷发，此起彼落500年。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像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争鸣，群峰林立。在华夏古代历史上出现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盛世。后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几次复古运动，都试图恢复当年的民族精神和性格，虽然没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韩愈和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复古，造就了文坛上气势磅礴的“韩潮苏海”。历史证明，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复古，否则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须经常“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非常伟大和成功的“复古”运动。
到秦朝，秦国又有一个类似于又不同于西周的开端。秦国也是地处西部，因此它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和秦川汉中巴蜀农耕区的半牧半农的经济基础，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半狼半羊杂交的国民性格。强悍性格产生强烈要求改革变法的强大动力和愿望，秦国商鞅变法首先成功，而以农耕为主的和信奉周礼的六国，却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国民性格日益软化。秦国很快便对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到秦始皇时代便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开拓猛进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书坑儒，强行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又筑长城，修驰道，建骑兵，击匈奴。敢作敢为，大气磅礴，首创了一个强悍向上的崭新时代。需要说明的是，这“书、车、行”的三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基础。中国第一个的“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时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格已经开始显露农耕化软弱的迹象。
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
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的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国依然是鲜卑族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依然是鲜卑政权。到周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鲜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中国。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北朝之后的隋朝，由于刚刚经过长达260多年的五个游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中原民族实际上是由鲜卑民族等游牧民族和汉族所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
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健，文化发达，又是一个狼羊结合较好的时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个勇猛进取，有创造，有作为，了不起的朝代：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首创科举制，击败拥有40万骑兵的强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国，结束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和分裂，建立起国土辽阔的统一国家。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北方经过游牧民族入侵长期战乱破坏，本该在国力上落后于未受异族入侵的南朝。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汉族执政的宋齐梁陈一个比一个腐朽黑暗、软弱无能、内讧短命。南中国的汉族政权后来被大隋朝轻而易举地灭掉。
从此以后，在古代中国又出现一个规律：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坏得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都被北方国家轻易灭掉。此规律的适用性还可以上推到秦。从秦灭楚吴、魏灭蜀、晋灭吴、隋灭梁陈、宋灭后蜀南唐吴越、元灭南宋、一直到清灭南明三藩太平天国。此规律证明，游牧性格大大强于农耕性格，强悍性格是一个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纯农耕的南中国一旦丧失了残存的炎黄游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鲜游牧精神的输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发达的文化和经济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国土、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
陈阵望了一眼狼洞山坡，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是隋朝还是一个短命朝代，根本的问题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统治集团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强于羊性。隋炀帝本人就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献独孤皇后，是一个连隋文帝都惧怕的鲜卑悍妇。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再立她所偏爱的杨广为皇太子。后来，独孤皇后成为武则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炀帝杨广是喝“狼奶”长大的“狼”。他继承的狼性基因过多，因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穷兵黩武，残暴腐化，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隋炀帝三伐高丽，动用几百万军队，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国力耗尽，激起全国大起义。大隋37年便亡，与秦朝相似。公元618年，胡化了的汉人大贵族李渊建立唐朝。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华夏文明精粹的伟大结晶，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之巅。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性格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和鲜卑贵族女性的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而李渊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独孤皇后的从姐妹。几代连续杂交混血，几代鲜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响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统里的汉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杂交优势。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的骁勇凶猛顽强的狼性性格堪称中国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极端例子。后来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废掉。这个极端例子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
我给你举几个《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渊出战，李渊进军失利，李世民亲自率兵上阵，从敌阵后面冲进去，身先士卒，使用双刀，亲手砍杀几十人，杀红了眼，砍得两把刀都缺了口，两个袖子里都灌满了敌兵的血，他甩掉血，继续拼杀，直到打垮敌军，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李世民与窦建德交兵，李世民只带尉迟敬德一员大将和几个士兵去诱敌，窦建德五六千骑兵追杀过来。李世民善骑射，毫无惧色，他亲手射死一员敌将和几个士兵。尉迟敬德也杀了十几士兵，居然吓得几千骑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门事变中，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发制人，设伏兵杀死了想加害于他的亲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亲手射杀了长兄建成，毫不手软，像狼一样凶猛果敢地夺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凶猛善战，大智大勇，连当时打着金狼头军旗的突厥骑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太宗还被各草原民族奉为“天可汗”，也就是“腾格里可汗”。后来唐朝能降伏强大的突厥，靠的就是这种李唐家族的狼性格，还有充满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贤臣强将。其中最著名的是长孙无忌，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是凶险的“玄武门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就是他像狼一样勇敢地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并亲自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协同李世民，在玄武门伏杀建成和元吉。长孙无忌是辅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后任宰相长达三十年。而长孙无忌就是鲜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鲜卑皇族，其后世家族成员在北魏、西魏、北周时历任重臣，封王袭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后，甚至连宰相都是鲜卑人，你说大唐王朝中的鲜卑血统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伟大来源于民族性格的伟大，也来源于唐朝女性的伟大。唐初的三位鲜卑女性不仅为唐朝养育了几代杰出帝王，而且，中国第一支“娘子军”，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女皇帝都诞生于唐朝。咱们到草原还不知道吗？草原民族是开放和尊重妇女的民族，妇女地位比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为，像嘎斯迈那样敢徒手斗狼的女人不在少数。唐朝的鲜卑血统也决定了唐朝女性的惊人业绩，据《新唐书·诸公主列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她自己先到关中地区拉起一支起义军，屡屡挫败隋军，并把义军发展到七万之众，威震关中，为李渊夺取长安立下大功。《新唐书》说：“主（平阳公主——引者注）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号称娘子军。”山西著名的娘子关就是由于平阳公主曾率军在此驻守而得名。平阳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渊的鲜卑人太穆皇后窦氏，平阳公主是与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杰出女性。娘子军对中国女性的影响太深远了，而娘子军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开放、坚韧独立的游牧精神和狼精神。
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射”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
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