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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政敌名声太差和自己屡战屡败而受到赞扬和支持，但是对于明朝政府毫无意义，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立场，屁股就已经决定了脑袋，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
他们和他们的政敌一样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贡献。唯一和他们的政敌不同的是，他们坚信自己的道德，并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这使他们显得固执而且有些滑稽，他们在屡次争执中落于下风也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后世给与他们高度的评价，但是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的政敌。明朝的灭亡，他们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于他们的政敌。
而党争对于明朝灭亡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后金和李自成。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我很遗憾这么评价他们。
朋党之争，唐有“牛李之争”，宋的“新旧之争”，其实，政治只是权利集团斗争的一个手段和途径，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于东林党的弱势，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东林党的讲学与著作，更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这从某方面来讲，误导了两党之争是权利之争而不是阶级之争的真相。
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辞，他的部下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连顾宪成的官也一并免了。顾回家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故谓之东林党。
顾宪成等奖学时，多以批评时事为主，他们虽然不敢攻击皇帝，但可以攻击内阁大学士。这种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当权时，固然反对当权分子，但他们中一旦有人当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而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或不同党为标准。
比如这些道德标兵反对张居正，因为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道德标兵们丝毫不顾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他们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符合他们认定的道德，才有权利主持朝政，虽然在他们当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改革。
万历皇帝对于论战没有反应的。“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
因为皇帝的偷懒和涵养，言官们可以危言耸听，使得自己名声大振，又不至于受到惩罚，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东林党的核心在于所谓的“重振道德”，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外。他们把自己树立成为一个评定善恶的标准，并要求建立一种得到社会全体公认的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小集体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正是党争之祸，当时的社会支持东林党人，“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敌是魏忠贤，这就是所谓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
可是党争是东林党支持宦官王安与魏忠贤相对，算起来东林党其实不过是另一个“阉”党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争，东林党人获胜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政敌，那么阉党获胜，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难免了。
社会上一般认为被阉党害死的都属于东林党人，也太抬举东林党了。比如熊廷弼，被认为是东林党杰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贤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阉党迫害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并不属于东林党，反而十分仇视东林党人。他被迫害只是因为不愿意和魏忠贤同流合污，受到魏忠贤的诬陷，以东林党人的名义处死而已。可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给东林党人博得不少好名声。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
比如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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