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三年八月初一，宣政殿朝会。
商部尚书张方平奏道：“官家！现今京师所处位置，就是古代的陈留地区，是全国四通八达之地，但并不像雍、洛等地有山川河流等有利地形可依凭，只是依赖重兵来保卫国家而已！军队依赖粮草，粮草依赖漕运，汴河可以直通长江、淮河，利用的范围可达到南海。
天圣以前，每年都调发民夫疏浚，所以河水在地面之下流动。有个叫张君平的人，因排泄京东路的积水，开始调发京东路的民夫，其后浅薄虚妄的官员争着以裁减费用和劳役，用来当作政绩，而河床日渐淤积堵塞！官家，臣以为朝廷应该下旨督促各地官员疏浚河道，以保证漕运的畅通！”
司马光出言道：“官家！京城的军队所需要的军粮都指望着漕运，漕运畅通对大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则地方官员体恤百姓，裁撤民夫也是为了节省民力！”
北宋漕运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运输能力大增，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宋初开宝年间，汴、蔡两河由江淮地区运往都城东京的漕米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太平兴国初，两浙归附，漕运数增至四百万石。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至道初，汴河运米增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时，最高达七百万石。
景德四年（1007）定额汴河每年上供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内十二万石为杂色粟豆，只能充作马料。惠民河所运内二十五万石止给太康、咸平（今通许）、尉氏等县军粮。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是太仓储粮的主要来源。
“漕运是朝廷的头等大事，漕运畅通，则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以往朝廷都是征发民夫来疏通漕运，但由于民夫都是强制被征发而来，所以疏通运河的积极性很低，现今朝廷财政宽松，所以朕决定，由朝廷出钱雇佣民夫疏通河道，当然前提是避开农忙时节，如此一来，百姓农忙时收货庄稼，不忙的时候给朝廷疏通运河，还能赚取一份工钱贴补家用，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今年的收成很是不错，大宋朝四海升平，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国库的存粮和钱都不少，赵昕的内藏库则是更多，除了留够进攻西夏的军费，赵昕还打算拿出一部分用来疏通河道。
“官家英明！”
底下的大臣们见赵昕如此安排，纷纷附议道。
“还有一点，朕打算减轻徭役，各地官差由官府出钱雇佣合格的百姓充当，但前提是退伍军人优先，他们为朝廷浴血疆场，退伍之后，享受点朝廷的关照也是应该的！”
赵昕打算重新实行庆历新政中的减徭役。
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养生息。平心而论，由于宋朝实行的是职业化的的募兵制，百姓需要承担的役使已经较汉朝、唐朝减轻了很多，没有兵役，劳役也比较轻，但差役还是少不了的。
所谓“差役”，就是由各户轮流摊派出男丁到衙门里服务，比如站在大堂上手持水火棍、齐声高喊“威武”的衙役就属于这一类。
充任衙役的农夫，既不能回家劳作，衙门里也不会支付酬劳，出工出力却拿不到工钱，而且自家的农活也没法干，如此说来的话，负担就相当沉重了。
更有甚者，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平均一百户就要摊派二百名差役，一家出两名男丁，这日子还怎么过？
庆历年间，范仲淹和富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并县废邑、精简衙门机构的想法，从而减少衙署对于差役的需求数量，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正在各级衙署服务的差役，如果想回家务农，择听其自便。
除此外赵昕还要推行的就是“覃恩信”。“覃（qin）”是延伸，推广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朝廷的惠民措施下达后，要确保落到实处。
以前一道诏令下去，落到地方官员哪那里，往往就成了放空炮，光听见雷声滚滚，却不见一丁点雨滴落下。
百姓享受不到朝廷的恩惠，官府乃至朝廷的威望就会受损，赵昕打算在每一路派遣监察使两名，并且驻扎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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