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夏彤彤很想在宾馆过夜，很想和我待在一起，我们还是在凌晨一点回到了病房。我说我今天还没吃药，得回去吃药。
虽然我没有告诉夏彤彤我和妻子曾经在这家宾馆被骚扰的事，但我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从踏进宾馆房间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担心再次响起那种敲门声。就算我爬在夏彤彤身上动作的时候，我也在留意外面的动静。就在我气喘吁吁猛烈冲刺的瞬间，我仿佛听到几声微弱的敲门声。等我们静下来后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夏彤彤没说，可见她没听见。也许确实没有敲门声，是我太紧张，出现了幻听。
如果上一次真的是刘医生指使人干的，他故伎重演的可能还是有的。就算上半夜安然无事，谁敢肯定下半夜同样风平浪静。更何况我听到的那几下敲门声在我的回忆中突然变得清晰可闻，用幻听去解释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我一向耳聪目明，从未出现过幻听幻觉，今天突然出现幻听的几率应该不大。如果确实有人敲过门，夏彤彤为什么没听到呢？敲门声很低，夏彤彤当时处于亢奋状态，她又没像我这样特别留意，听不到也是正常的。
如果敲门的人是有意骚扰我们，他为什么不使劲敲呢？我突然想起猫玩老鼠的游戏。猫捉到老鼠一般不会马上弄死，而是留着它的性命，玩弄够了，才将它咬死，吃掉。
骚扰我们的人显然深谙此道，他想悠着点，不希望一开始就把我们吓跑。要是他打的就是这种坏主意，我们留在宾馆只会自讨苦吃。就算他不会使出什么新花招，只是在你即将入眠之际来几下，也会让人抓狂的。更何况他还有可能想出其他坏点子，搞出什么让人防不胜防的恶作剧。
我想回医院，主要还是为了张迪。
我轻轻推开我们病房的门，强烈的灯光照得我差点睁不开眼睛。人们都睡了，寂静的病房就像一口巨大的墓穴。墓穴的比喻突然让我对张迪心生怜悯。一个美丽的姑娘孤零零地躺在墓穴一样的病房里，着实让人心疼。我来到她的床前，张迪的脸在冷冰冰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苍白，她的眼角仿佛有泪痕。我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额。
“回来了？”张迪睁开惺忪的睡眼，朝我疲惫地笑笑。
“没睡好，宝贝儿？”
“嗯。”
“想我？”
“才没呢！”
明晃晃的电灯直射着张迪的眼睛，她痛苦地眯着眼。她把脸偏向我这边，眼睛还是睁不开。张迪要坐起来，我给她把枕头竖着靠在床头上，并扶她坐起来。
“这该死的电灯！”她说。
“我真想去把电闸给拉了！”我说。
“这家医院真奇葩！开着灯既影响人睡觉，又浪费电，医院领导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他们还没蠢到这一步。”
“那为什么不关灯呢？”
“为了监视病人和家属，也许还有少数医务人员。”
“为什么呀？”
“据说是为了安全？”
“你怎么知道？”
“你去你姑妈家那几天，我到医生办公室反映过这件事，这是医生给我的解释。他们说这都是为了病人好。”
“再这样下去都快成神经病了，还说是为了病人好！这些医生真是厚颜无耻！”
“医生做不了主，”我说，“说不定他们也是被监视的对象。我发现医生休息室晚上也从不关灯。不只是休息室，办公室、手术室、化验室、药房……凡是有医务人员活动的地方，一律灯火通明。”
“晚上工作当然得开灯。”张迪说。
“就算不工作，他们在这些场合休息的时候，哪怕是坐在椅子上打盹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电灯也是大开着的。”
“你是说这些医务人员也没有自主开灯关灯的权利？”
“那倒不是，”我说，“开关就在他们手边，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开关。但很少有医务人员会在这些场合把灯关掉，让自己独自或者和别人一起呆在黑暗中。你可以理解为他们这么做是希望随时可以投入工作，完全是出于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多数医务人员也相信他们就是为了神圣的职责才坚持开着灯休息的。但这一条看似最充分的理由恰恰最经不住推敲。拿我们这个科来说，有几个病人是半夜三更送来的？已经进来的，又有几个是需要半夜三更治疗的？就算偶尔会碰到血压不稳突发高烧的病人，毕竟是偶然现象。也就是说，漫漫长夜，多数医务人员都无事可干，他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躺在医生休息室的床上睡大觉，或者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休息。只要关掉电灯，他们几乎可以享受到躺在家里的宁静和舒适。但是他们偏偏不关灯，要么让自己在强光照射下辗转难眠，要么把自己嘴巴大张白眼直翻的蠢相暴露在灯下。”
“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不定人家乐意呢。”我说，“开着灯，不只是小孩，大人也会感觉更安全。开着灯，除了能看清周围的环境，说不定还能产生一种和这个环境融为一体的感觉。在明亮的灯光下，医生会感觉自己穿着白大褂的身体已经和医院雪白的墙壁融为一体，和墙壁上的制度牌融为一体，和他的胸脯每天在上面摩擦的办公桌融为一体，和办公桌上的电脑和钳子融为一体。还有一些聪明的医务人员，他们也能读懂医院领导的心思，知道自己也是被监视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但不关灯，还会故意呆在灯光最强的地方，以此证明自己清白无辜。这就是夜晚医务人员活动的场所灯火通明的原因。我从未见过呆在黑暗中的医生和护士，你见到过吗？”
“还真没见过。”张迪说。
“一个人独自待在黑暗中是需要勇气的。”我说，“身为医务人员，黑暗会让他失去和这一身份相关的所有背景和标志，他害怕看见失去身份的赤裸裸的自己。有意思的是，他也害怕别人看见这个失去了身份的面目模糊的自己。对于这些人，身份是他们唯一的标志，脱掉白大褂，摘掉工作证，他们便不知道自己是谁，别人当然也认不出他们是谁。”
“医院为什么警惕那些喜欢呆在黑暗中的人？”张迪不解地问。
“一个人背离自己的身份，对于这种身份的所属机构来说，也算一种间接的否定和背叛吧。所以医院肯定会对这种人特别留意，小心提防。所以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医生和护士宁愿被刺眼的灯光搞得神经衰弱也不敢动动指头关掉电灯。”
“医院不让病人关灯睡觉是不是也有这种顾虑和担忧？”张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也算是吧。”我说，“一个病人在黑暗中忘记自己病人的身份，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否定和背叛。”
“但从治疗的角度说，我们恰恰应该忘记病人这一身份。”张迪说，“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当正常人才有可能成为正常人。”
“说得好！”我说。
张迪很聪明，在语言上的悟性也颇高，一点就通，和她聊天不仅愉快，还很痛快。
“你如此一说，”张迪说，“我感觉自己一直就是一个活在阳光下的病人。我从未试图躲到黑暗中去，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后来我就患病了，变成了真正的病人。”
“在咱们患病之前，我们就应该同病相怜！”我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身边都是这样的人，找不到值得羡慕的正常人。”
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夜已经很深了，病房里寒气逼人。张迪朝一边挪了挪说：
“上来捂着，暖和点！”
我朝中年男人那边示意一下，摇了摇头。在我们低声聊天的时候，中年男人已经翻了好几次身，就像在梦中感冒一样莫名其妙地咳了几声。
“那你快上床去吧！”张迪放开我的手说。
我脱了外套，半躺在床上。虽然只隔着一个狭窄的过道，交谈还是不方便。我们便用微信继续聊。
“我想你抱！”张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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