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主席为首的**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第三十八集《山穷水尽》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七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
“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的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
仗打了七年，**的游击战姑且认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军的脖子却伸得更长。国府穷七年之力，付出150个师的代价，却仍然没有学会游击战法，日军似乎不认为再将脖子伸向南宁，会被游击战之刃割伤。日军通过如此长的补给线，供给前线作战部队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吧。似乎七年的游击战法，只教给了**的幽灵部队。
“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遭，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燃眉之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总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0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在土地一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
“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柄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的同路人。”
[太平洋学会]臭名昭著，它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上面这个政治推论实在是浅薄无知，若照这种推论的思维方式，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多得多，显然美国已被共产国际渗透了，美国是**的同路人。所以，用这种推论振振有词大肆宣传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东方分析说：‘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州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被割断了。’”
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民国的经济崩溃，英国人应付很大的责任。
单从这位黎东方大师的话来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国成员，中国与德国是轴心国成员。有日本人对付中国，英国也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类患病人数死亡人数百分比
传染病402851140133.07
呼吸系统病14947352712.27
消化系病25728760121.12
循环系病22537231.85
骨系病18032021.48
神经系病24855392.04
泌尿生殖系病624912685.13
感觉器病56776134.66
皮肤系病19147147415.74
其他32161132.64
合计12181727461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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