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腊梅订婚后很少见面，彼此仍互不了解。中秋节到了，按乡下风俗，订婚后的姑娘要到婆家过十五。她被叫到我家后，父亲传话要我回家。
回到家里，母亲正巧喊她上屋顶晒粮食，她好象没有看见我，很轻巧的爬上了屋顶，把南屋顶的粮食摊好后，从南屋顶顺墙头走到了西屋顶，一点也不害怕，下房时拽着那棵枣树，顺着树杆溜了下来。
她站在我面前，彼此感到陌生。还是那件深蓝色白翠花的褂子，刚到小腿的豆绿色的裤子，脚上穿着橙黄色的尼龙袜。短发已长了一些，在脑后扎了两把刷子，面色黑黝黝的。她见了我象一只小鹿见了狼一样，怯怯地忽闪着眼睛不说话。她的睫毛又黑又长，象是粘贴上去的。那睫毛轻轻颤动，上面挂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激动的泪水。几十年后，我给妻子抹眼泪时，常想起她那时的模样。
我们静静的站在院子里，她低垂着头，不说话，我几乎听到她的呼吸声。枣树上一种叫“数凉”的蝉拼命地叫着，歌唱秋天的到来。父亲喂的一只花猫正在追逐一只老鼠。
“你怎么这么黑了？”
“晒得呗。”
“干什么活了？”
“去工地修河哩。”
她莞尔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黑瘦黑瘦的，而显得脖子很长。原来这半年她去了一个叫肖家店的村子去抢修汶河大坝了。推车、挑土、打坝、和男人一样的在工地上干活。
母亲在西屋纺线，她走过去接过来，拧了两下，麻利的接上断了的线头，就嗡嗡的纺起来，一只胳膊灵巧的转动，一只手嗞嗞地捻线，纺车拧成了一朵花。偶尔扭头瞅瞅我，嘴角仍然抿着笑。我心里想，干活挺麻利，人也聪明吧？
后来，父亲通过关系，让她到一家诊所，学习当卫生员去了。教她的人长得英俊，一表人材。再后来，她去了公社卫生院妇产科，跟一个姓王的女大夫学接生。
一九六七年秋，我惹上了一些麻烦。在一个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她把我拉进她家里，果断地说：
“就藏在俺家里，哪里也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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