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正月，我的大儿子雨田出生，妻子腊梅高兴了没几天，岳父家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腊梅的姐姐树叶，曾是我们婚姻的穿针引线人，她自己的婚姻却是悲剧。
经媒人说合，由树叶的父母和爷爷做主，和邻庄姜家订了亲。杨家与姜家离得不到一里地，那孩子病犯得厉害了，常光着身子到杨家门口要媳妇，杨家关了门，他就在杨家门上糊屎。
那年春天，姜家提出要迎娶媳妇，理由是冲喜，就是说男人有病，让娶媳妇的喜事去冲淡病情。树叶姐不同意，但终究犟不过父亲和爷爷。
爷爷说：“也许结了婚，姜家的孩子就好了！”
父亲说：“越有病，越得跟人家，若不乡邻会笑话!”
多善良的一家人啊！
树叶姐就这样嫁到了姜家。结婚那天夜里，进了洞房那孩子就犯了疯癫病，先是打骂，又摸来菜刀要剁了树叶姐，她半夜里哭着跑回娘家。婆家来要人，她死活不回去。
本来是活活泼泼，欢天喜地的青春女子，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以泪洗面。后来就失眠，彻夜睡不了觉，再后来就患了头痛病，吃一种西药，脸色慢慢变得蜡黄，身子瘦的弱不禁风了。
妻子见姐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很焦急，便对父亲说:“让俺姐姐离婚！”
父亲说：“你问爷爷。”
她就找爷爷，爷爷看看她，不说话。
那年月到处乱哄哄的，无法无天，离婚的事谁管？妻子便领着姐姐找公社民政人员，民政人员说，离婚需要先调解，双方同意才行，姜家是死活不离的，怎么调解？后来又找派出所，她认识一个派出所长，人家说：“这种事派出所管不了，你去问妇联吧。”
妇联主任是位年轻的干部，人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儿，白白的脸蛋，办事挺热情，听了她们姊妹的诉说，很同情她说：“这种事，不能急，我给书记反映一下，听听党委的意见……”
找了多半年后，终于在那位妇联主任的周旋下，由法庭单独宣布姐姐离婚了。当树叶拿到离婚证时，人已病的不行了。
东岳中心医院确诊为再生性障碍贫血。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需要输血，妻子说：“输我的，我身体行！”那年大儿子不到一岁，正吃着奶水，妻子毅然决然给姐姐输了血。输血后姐姐好了几天，又不行了，别无办法，无奈就拉回家里了。
树叶在重病中还给我的儿子缝了很多小衣裳、小帽子、小鞋……
腊梅见了姐姐就哭。
对树叶姐的病，我不死心，到处乱寄信寻医问药，后来一家上海的一家医院来信说，喝鳖汤能治这种病，我就千方百计到处去买鳖。她最终还是变得气息奄奄了。临死前她喊我们夫妻，声音微弱地说：“别从姜家门口走，那疯子伤人……”
树叶死了，年仅25岁。死后给她说了阴亲，也是位二十多岁病死的男人，并将他们合葬。这件事曾在我心中萦绕多年，是什么东西夺走了树叶的生命？
姐姐的死对妻子打击很大。那年秋天，她人瘦了一圈，整日去地里劳作，不说话。白天在生产队里刨地瓜，天黑了把分给自己的地瓜用擦刀擦成片儿，晒在地里，她擦的飞快，一会就擦了白哗哗一地。我去摆，将瓜片一片片摆在地里。我们晒完了，再帮兄弟们去晒，常常忙到半夜回不了家。
孩子都是抱到地里，喂饱了奶，用破棉袄包起来，放在地瓜秧围起来的窝子里。三天后，地瓜片晒干了，便去拾回来，放进用紫槐条编制的一个囤圈里。家里有了地瓜片，锅里便有了地瓜粥的甜香味，我住的那间南屋里也便有了些收获的欢乐。
初冬，父亲传来煤矿招收工人的消息。那时招工是县劳动局把指标分到公社，公社再把指标分到各个管区，我们的管区书记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干部。他妻子长得挺黑，脸上有几颗麻子，我戏称她为麻子黑姐。我们两家是世交关系，我爷爷和她爷爷是心灵相通的朋友，他父亲和我大伯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死战友。有一年年三十的夜里，麻子黑姐的父亲翻墙进了我家，我奶奶边给他扫雪边哭，把他让到炕头上，端来热气腾腾的饺子……
前几年，她爷爷病重时，妻子每天去打吊针。正是由于这层关系，父亲托她的面子找她丈夫，看能否分给一个招工指标，让我去当工人。
那书记毕竟是学生出身，推不过人情面子，终于答应把到煤矿下井指标分给我。父亲听到消息兴奋地告诉我，我和妻子激动万分，对那书记很是感激，心里想买些礼品表示一下心意，可兜里无钱，最后把院子里一个一米多长的吊瓜摘下来，送给麻子大姐包水饺吃。
那书记见我扛着吊瓜进门，笑了笑，说话有点口吃。
后来他又给我讲了下井挖煤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话。我没听进多少，脑子里一片空白，仅知道招工指标给了我，我的命运就有转机了……
招工指标是张空白格子纸，父亲兴致勃勃的带回来，让我找村办手续，去盖那象征着权利的红色大印。我把那表格交给了村主任，主任说：“这事不兴走后门，村委会得开会研究。”
我说：“这是我父亲要来的指标！”
“什么指标也是咱村集体的名额。”
我早晨交给他的表格，第二天听说那表格上填上别人的名字，去公社体检了。理由很简单，说他兄弟们都是光棍，让他去煤矿能娶个媳妇，若不一家人就绝了后代了。
我气愤的发疯，去找主任评理，他狡猾的笑了笑说：
“黄草，当民办教师，该知足了……”
我一听就急了，对着他吼：“这民办老师，我不干了！”
“你不干民办老师，干什么呢？你是老三届，学习功底厚，适合做老师。”村主任倒是也不着急，细声慢语地说。
“干什么不用你管，我今天就辞职！”
山东人有闯关东的习惯，那时为了活命，很多人都逃荒到东北去。
闯关东我没有路费，也没有那个胆量。我想起了父亲的朋友东岳的张专家。
辞掉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工作，背了一床破被子，穿一身露着棉花的破棉袄、破棉裤就上路了。
那是一个清冷早晨。年后又下了一场雪，残雪融化后，路上结满了冰凌，踏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狗叫。黎明前的黑暗，象一张网罩住了村子，蒙住了山野。
妻子天不亮就给我做了荷包蛋、热面条，饭后送我到村外，帮我背好行李，戴上一顶黄色的棉帽子，给我系好脖子里的扣子。晨光中我看见她长长的黑色睫毛扑闪了扑闪，泪花已经涌出了眼眶。我没有说话，伸出手给她擦眼泪。
走了一天，步行到东岳市，找到我父亲的朋友，那位张专家，他与东岳市建筑公司的领导们熟悉，便介绍我到那里去做季节工。
当时仅知道是当了工人，不懂什么是合同工、季节工。建筑公司盖房子季节性很强，每年夏天需要劳动力时，他们就通过地方政府招一批季节工人，春天招，冬天解雇。
张大爷是个老实诚恳人，和蔼可亲，不笑不说话，镶一颗金牙，笑起来很好看，我知道他是抗美援朝时的部队卫生员。他的妻子是东岳人民医院小儿科的一名护士，头皮针扎的挺好。他们待我如亲生侄子，我下班后，常去他家干些家务，亲亲热热的喊他们大爷、大娘，常去他们那儿吃饭，吃张大爷包的水饺。
不管怎么说，在那段日子里于家能有这么一位长辈，算是很幸运的了。
因为张大爷的面子，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的材料加工厂，他告诉我，别人问我就说是他的侄子。那材料厂厂长也姓于，是个退伍军人，他问我：
“张大爷是你什么人？”
“我大爷。”
“是亲大爷吗？”
“是。”
“为什么他姓张，你姓于？”
“他出来闹革命时改了姓……”
我从不会说谎话，为了生存，为了捞一棵救命稻草，我说了谎话。我没有被分到工地上去盖楼当壮工，在泰山公司的木厂滚大木。
这是一家破旧的木材加工厂。从东北三省运来的圆木，用电锯锯开，加工成工地上用的木板。那圆木直径最少一米以上，长约二十多米，在院子里堆成山的模样，我们二十多个小伙子喊着号子，嘿哟嘿哟地将圆木滚到一辆轱辘车上，再慢慢推进锯木车间。电锯锯木头的声音很刺耳，相互间说话的声音根本听不见。由于每天都是光着脊粱干活，我被晒得黑光油亮，胳膊上的肌肉疙瘩鼓溜起来，一顿饭能吃五个馍头。
我很快适应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有节奏的工友们的吆喝声里，忘掉了痛苦和耻辱，那从心底发出的嘿哟嘿哟的喊声成为心曲，随着靠集体的力量将圆木滚动，竟能产生一种愚公移山的自豪感。
从未见过这么粗的木头，都说十年树木，这种东北来的油松、黄柏得长多少年啊？我老家房子里也用了一根油松做梁，因为那梁粗了点，险些害得几个弟弟打了光棍。人家来相亲的姑娘看见梁粗就害怕，就说是成份高，粗屋梁成了我家旧社会里富裕的象征。
住得是官炕。夜里二十多人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光棍，常扯上些男女之间乱七八糟的事。我有时帮工友们写家信。有一个小伙子，年龄二十岁，上初中时暗恋上了他的女老师，女老师大他十几岁，他求我帮他写情书，我从未写过那玩意，便试着用朦胧的初恋的角度去写，调动了我所有的文学细胞和智慧，信寄出后，便等回信。她老师夸他进步很大，字写得好了，文笔不错。当泰山上浓荫遮夏的时候，他那文质彬彬的老师竟然跑到东岳市来见他了。
小伙回来，工友们就问他。
“小刘，和老师拉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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