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年间,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穷苦书生张生上京赶考,在普济寺前相国之女崔莺莺,俩人一见钟情,并在崔莺莺的侍女红娘的帮助下私定终身。相国夫人知道后勃然大怒,后来在俩人的苦苦哀求之下,无奈的答应张生高中之后允许他们结婚。张生辞别崔莺莺后,继续进京赶考,果然最后高中。但是张生抛弃了崔莺莺,还道貌岸然的说了一通,说崔莺莺是水性杨花的女子,自己当时意志力不坚定才受了她的诱惑。而现在自己抛弃他,就是为了改正自己当时的错误。这就是《崔莺莺传》,广泛的流传,大家对崔莺莺打抱不平,对始乱终弃的张生恨之入骨。但是找不到张生,那就把这个作者当成张生来攻击,而这个作者就是元稹。
作品如此打动人心,跟作者的构思书写脱不开关系。人们越喜爱说明作者水平越高。只是没想到这种对作品喜爱会变成对作者的攻击,而且此后千年,元稹竟然变成了文人无行的代表。泉下有知的元稹肯定会掀开棺材板,把这些全部都塞进棺材里。
元稹(779—831年),唐朝大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九世孙。
元稹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在元稹的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用柔软的肩膀承担起了元稹少时读书的担子。元稹看到母亲辛苦的样子,小小少年就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早点让母亲享福。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zhó)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
在韩愈的那一章节已经解释了,考上了并不一定能做官,还要参加吏部的考试,这过了才可以。没有官职的元稹在京都附近开始闲居游学交友的日子。正是这段时间,元稹找到了陈子昂和杜甫的诗文,并认真学习,更是对杜甫佩服的五体投地。积极向长安文学圈推崇杜甫,最终生前无名的杜甫在去世后赢得了文坛的尊重,并用自己的诗风影响了一大批人。
贞元十八年(802年),二十三岁的元稹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并一举中第。(韩愈看到后估计偷偷抹了好几把眼泪。)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任职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年他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和最重要的女人。
我们来说说这个男人,他叫白居易。跟元稹参加同一批吏部考试,是元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俩人不管是在一起还是相隔很远,都会写诗诉说自己对彼此的思念。(笔者曰:还是古时候好,你放到现在,俩人会被别人当成神经病,唾沫星子喷的能自闭。)后来,这些诗逐渐流传开来,风靡各地,最后这些诗被汇编成《元白唱和集》。
除了俩人你侬我侬的诗歌唱和,俩人对当时诗坛的诗风很有意见。他们都觉得诗歌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像杜甫那样,多一些表现社会各个方面的诗歌。也就是倡导现实主义。于是乎,中唐另一对有名的文坛改革组合“元白”上线了。俩人带领一帮志同道合的小弟开启新一轮的文学改革——新乐府运动。作为主导运动的核心,元白二人功不可没。
说到新乐府运动,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什么是新乐府运动。
西汉时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他们主张恢复汉时的采诗制度,发扬汉代诗歌讽喻施政,监察时事的作用。因为诗歌到了唐代,体裁逐渐变多,但是反应现实的诗歌却变少了,诗歌最初的历史使命快没了,这怎么行,诗歌如果变成了诗人宣泄个人情感的工具,那岂不是要亡了。为了区别汉乐府,他们就将这次文学改革称作新乐府运动。在这场文学改革中,诞生了大量的优秀的反应现实主义诗歌。这次的改革,让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形式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元和元年(806年),宪宗继位,准备大干一场。身为校书郎的元稹和白居易准备跟着新老板好好干出一番事业。于是二人在校书郎任满后,决定一起参加一次遴选。这一次,两个好基友又一起考上了,并且元稹还拿了个头名。
元稹被任命为左拾遗,一个给皇帝提意见的官职。本以为要走向人生巅峰的开始,没想到这已经在巅峰了。想着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光和热的元稹没多久就得罪了宰相,被贬河南县尉。这一年的白居易也当了个县尉。(果然是好兄弟)没想到被贬的打击还没消化,又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的元稹回家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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