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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一个温暖的春日的上午，窗外的阳光从密密的树叶中洒下来，有些晃眼。市大学做地理系教授的单天鸿接到学工处处长的电话，说是《快乐生活》杂志社的一位女记者想来采访他，现在正在校长办公室，如果他有空是不是就接受她的采访?他想想已经很久没有人跟他聊过天了，就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女记者到他的办公室来采访。
那个女记者想采访什么呢，想起八十年代，他初到南极，那可是风云人物。可现在他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因为一次过失，他被闲置了起来。他在失意中反省着自己，也许我是错了，但最错的是我不该参与政治，我只是个学者，搞政活是政治家们的事，我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呢？我再也不能在一线科研岗位上去了，这次要不是父亲在中央的一位老朋友力保他，怕他也是在责难逃。他在痛苦中离开了北方，回到了老家南方省这所大学任教。他决定绝口不提政治上连的事，连工作也少谈，他害怕自己误人歧途。
路水莲那天穿一身红色V领无袖连衣裙，宽宽的腰带束着细细的腰，在后腰上扎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白皙的皮肤凝脂般光滑，她的眼睛热情而清亮，落落大方地开始了采访。
“不谈工作，只谈生活?好好，那最好不过，我们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反映生活，贴近读者。你愿意跟我谈谈你的爱情生活吗?”她望着他莞尔一笑，她的牙齿真白，让他想起那一尘不染的极地冰山。
他的头已经全白，皓洁如雪，无一丝杂色，眉毛却是黑的，眼睛有些雾，却十分温和真诚，他点燃一支烟，那银色的头颅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巨大的版图，分外令人心折。路水莲想着这高大健壮的老人年轻时一定也是雄姿英吧，为了这可爱的祖国，在冰雪中染白了华，心里就萌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们才是人类的精英，祖国的财富，才是最值得她敬佩的人。
“我的爱情很长很苦很缓慢，那个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十几年前就死了。她叫周玉玲，刚开始对我很热烈，那时她还在读书。见了几次面后才隐约感到有些隔阂。姑娘好像有些若即若离，问她，她又解释说要我不要多心，她仍是一心一意对我的。两年后见了一次面，姑娘却明显有些躲闪，感情不那么炽热了。我不理解，问她，姑娘又是同样的回答。就这样不成不淡地拖了两年。
“那年寒假，26岁的我想想谈了这么久也该结婚了，回到n市告诉父母，父母高兴极了，给我和未来的儿媳妇买了结婚用的衣物鞋帽。喜滋滋的我拎了满满一大皮箱东西上了开往东北哈尔滨的火车，没想到见到她时，她很冷淡，我感到那一刻仿佛掉进了冰窟里了。她默默递了一张纸条给我，我的头一下给击懵了，那是怎样的一行字呀，简直就是一把把锋利的锥子，字字戳痛着我的心，“我们之间有距离，还是不能最后结合。”我抹掉眼泪，提着皮箱伤心地离开了哈尔滨。年三十的火车里空空荡荡，我躺在长座椅上，瞪着胀痛的眼睛呆，十年梦里心里想着恋着的姑娘，就是这样一个结局!有多少次机会擦身而过，而我在孤独中坚守着这一份真情，谁又料到这一切却是一个可悲的破碎!
“人走了，灯灭了，只剩下我孑立苍茫皓月下数着天上寥落的星辰，我的痛苦那么高，那么远，就像天上的月儿，望一眼都心搐。而痛苦的月儿笼罩着我，使我无可逃遁，我伤心地想，这一生我可能不会再恋爱了，不会了，啊，永远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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